禮制改革是整個王莽改制中的重頭戲，也是王莽最終能夠和平禪漢的重要手段，其將禮制制度化的過程，就是其一步步實現政權和平轉移的過程，這是王莽「以文取天下」的關鍵所在。
而這些禮制改革也並非是對上古禮制的簡單拷貝，而是有所改動和創新，其改動和創新的部分就是要為其政治服務的部分，這也說明王莽之禮除了是對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為了達到禪漢的政治目的。
其中一些制度雖然在王莽一朝沒有得到完善，但卻成為禪讓「心法」傳替了下去，並不斷的被後來者完善補充，後竟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和平演變的主要依據；
還有一些原本晦澀不明的制度在王莽一朝變得明朗起來，成為後代禮制的範本，但礙於王莽的「篡」位，這種繼承並未明顯的表現出來，不過我們小心的梳理歷史，便不難發現這些禮制的源頭確實在王莽這裡。
所以對本章的研究，與其向上追溯在歷史上並不能確定是否存在過的禮制制度，不如向下發掘王莽禮制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從後世對其禮制的完善和利用中，也許更容易幫助我們了解王莽當時大規模進行禮制改革的真正意圖：五等分爵，取劉代之。
王莽好禮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其所好除了是作為儒生對儒家理想政治的嚮往之外，更是幫助王莽「文取天下」最溫和但又最鋒利的**。在王莽所製之禮中，五德終始和五等爵制，可以說是王莽和平代漢最重要的手段。
禮記•祭統》說「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爵有德」即有德才能有爵，德為封爵的標準，是一種「德爵制」，但是漢承秦制，實行軍功爵制，這種「德爵制」並沒有被付諸於實現，直到王莽實行五等爵制，才是對「德爵制」的真正回歸。
王莽的爵制重視的是德，將德作為評判一切的最高標準，而當時**所推崇的最有德者莫過王莽，那麼德高又有何用呢？我們先看一下當北宮錨詢問孟子周代的五等爵制時，孟子回答並無定論，我們列出孟子的回答並非是要討論五等爵的真實與否，而是要由此觀察儒家的「亞聖」對於此問題的看法。
很明顯，孟子將天子歸為五等爵的一位，且天子與其他四等爵只有一級之隔，最重要的是這種爵位的排列並不是不可逆的而是可以更替的，其更替的條件就是德。
結合這兩種理論，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五等爵條件下，天子與公侯只是同一層面上的不同階段而已，兩者之間是可以流動的，德，就是這種流動的依據，簡言之也就是天子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有德者居之。
到了漢代董仲舒又將五德終始說套用於五等爵制上，這使得五等爵制又具有了天命性，所有的這些無疑更加完美的使五等爵制與王莽改制相契合，王莽怎會不用。
有了「以德居位」這一思想作為指導，那麼王莽代漢，就不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篡」漢，而是德行的高低所導致的正常流動。
王莽實行五等爵就是要構成這種「以德居位」的社會氛圍，那麼當時最德高望重的王莽取天下神器，可謂是易如反掌。那麼王莽又是怎樣利用五等爵制達到代漢的目的的呢？
漢書》上關於王莽五等爵制主要有四次記載分可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發生在王莽居攝時、即真時和王莽統治的中期，這並不是偶然，而是王莽一步步走向皇位的必然，也就是說正是五等爵及其其他禮制的建立鋪平了王莽的即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