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中學的教科書就認識了司徒雷登，印象中形象不好，被指為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同時又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失敗的象徵。
最近有機會讀了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發現真實情況與初時印象完全不同，這是個真正純粹、高尚、善良的人，有耶穌精神的人。他的一生正如他所定的燕京大學校訓一樣「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務」。
一、燕京大學籌備及募捐時期幾個故事：
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由於那裡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司徒雷登看上了這個地方，他找到了這塊地當時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種非凡交際能力，結果，這位督軍僅以六萬大洋的**把這塊地讓了出來，不僅如此，他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為獎學金。
美國鋁業大亨霍爾遺囑規定三分之一遺產捐贈給美國人在亞洲或巴爾幹主辦得高等院校，他的兩位密友，美國鋁業公司總經理及該公司得一位法律顧問，是遺囑的執行人。所有有資格接受遺產的人和許多沒資格的人都去找他們，要見到他們是極其困難的。具有不懈的毅力並待人友善的哈利盧斯博士早就把那位克利夫蘭的律師爭取過來了，並且把我介紹給了他。總裁亞瑟·戴維斯先生和我在盧斯博士的安排下一同在紐約共進午餐。戴維斯先生在飯桌上提出了各種刁鑽刻薄的問題，我明白他這樣做是在仔細地評估我。在這種逼問之下，我緊張得幾乎看不到盤子裡的食物，要知道自己的理想就捏在對方的手心裡。等問題都問完的時候，我緊張得已經大汗淋漓。最後，戴維斯先生對我說：「下午我要去一趟波士頓，需要事先和你說明的是，我是和同事站在一起的（這裡的同事指的是詹森先生，我如果能夠成功說服戴維斯先生，那麼詹森先生就會拿出50萬美元）。不過，你手下的人別再來煩我們。現在，你回去蓋一所大學，這所大學一定要值得我們捐贈，如果時機成熟，我們一定會幫忙。再見。」再次見到詹森先生時，已經是一年多之後的事情了，詹森先生對我說：「我們決定拿100萬給你，你做出的一切有目共睹，我們現在給你雙倍的錢。」由於過度興奮，我當時差點抽搐起來。隨後，我做了個大膽的舉動，我向他們提出將捐款額度增加到150萬，令我感到心花怒放的是，他們居然同意了我的請求。募資的戲劇性場景，超出預期的要求。
日軍發動侵華戰爭之前，我進行了10次中國到美國之間的旅程。我的一位美國同事至今還記得我曾經對他說過的一句話，那時候我說：「我每次遇到乞丐，都會情不自禁地覺得我們同屬丐幫，我們是兄弟。」資金籌集的工作十分艱辛並且進展緩慢，美國**沒有援助一分錢，所有的錢都來自美國公民的自發捐款。
二、打造世界一流大學
過去的大學校長，往往把學校內知名教授的數量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在燕京大學初創時期，司徒雷登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兩位名師，在他們的協助以及影響之下，一大批學術大師紛紛奔赴燕京，到上個世紀20年代，燕園之內已經是名師雲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張東蓀等名宿……名師出高徒，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王種翰等等，都是那一時期的學生。
體育老師黃國安是燕京大學唯一在美國大學裡做過籃球隊教練的體育老師，執教一段時間後，他發現中國的球員都很好面子，在比賽時寧願退場，也不願意接受失敗的結果。為了競爭隊長一職，他們會使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在比賽中報復：詆毀對方的聲譽。黃國安對此很驚訝，他對我說，他能為中國所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把在美國學到的體育競技精神帶給這些中國學生。由於沒有這方面的教學經驗，他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攻讀體育的博士，還創辦了乙個體育系，建立了新的體育道德規範，即所謂的「燕大精神」這種精神在華北的各個大學體育比賽之間得到廣泛的傳播。它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增強身體素質這個範圍。
我更偏愛新聞業，並向託事會提出了開設新聞系的申請，託事會通過了申請，但表示不會為這個系進行資助，可能出於對新聞事業的鍾愛，我還是冒險設定了新聞系。當時報紙作為新聞傳播的主要手段，已經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個新行業的起步階段強調編輯水平和新聞道德是很有必要的。新聞系剛一創辦就成了學校的熱門專業，其受歡迎程度都可以和經濟專業相媲美了。後來的一段時間內，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幾乎佔據了中國新聞社駐外代表的全部名額。在中國的新聞界他們也做得很好。
三、寬容**，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從這裡發出
對於當時此起彼伏的***司徒雷登表現出了比很多大學校長更大的寬容。2023年，北平學生反對蔣介石對日不抵抗政策，紛紛南下示威。燕大的學生在愛國方面一向不甘人後，也參與其中。學校無法解決，只好連電催促正在美國募捐的司徒雷登返華解決問題。司徒雷登返校當日，正是南下**的學生們北上返校之時，大會上校長的話讓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鐘，然後說：「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大的學生可來南京**了麼？他們回答我說，燕大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學生沒有來**，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
四、出任大使
他本來應該一直生活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裡，但是在2023年，他作出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選擇。在他即將離開北平的時候，在某個中美聯誼會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他突然發現了已經認識了多年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他的即席發言中，他把自己與胡適作了一番比較，他說：「他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指胡適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而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不過，燕京大學校友林孟熹對此則有不同的回憶。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請教當時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成員陳芳芝，陳芳芝回憶說：「在離開燕園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經對他說：『出任大使是為了謀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環境下，燕京大學才能生存和發展。
不管作為美國大使的成敗如何，但司徒雷登本人的目標是為了中國的和平事業，為了中美兩國關係健康發展。但吊詭的中國政治不是這位正直的老人所能完全掌握理解的。認為他是偽君子，拉偏架的觀點是對他不公正的評價。
五、遺願
司徒雷登的遺願 ：一是請傅涇波將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妻子的旁邊，二是將之前***贈予的五色花瓶物歸原主。兩個遺願的完成，傅家人用了整整四十年。2023年，燕大校友丁磐石去美國進行學術考察，傅涇波與其會面時，又提出了這一請求，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司徒雷登的兩個遺願在經歷二十年寸步難行後，終於有了一點鬆動。
第二年，也就是2023年，**贈予的五色花瓶存放在了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而有關部門也同意將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燕園臨湖軒。傅涇波心生喜悅，感嘆念念不忘，終有迴響。卻不料變故又生。「因為一些馬列人士的反對，可能骨灰的事情要暫時緩一緩」。 2023年，在司徒雷登離世40年後，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已經成為美國的首位華裔少將，這一年浙江省代表團去美國訪問，傅履仁作為百人會會長前去接待，用餐時傅又試著提及這件事，覺得時機應該到了。對方思索再三，表示可以互退一步，將司徒的骨灰安葬在杭州。次年，傅履仁和姐姐傅鐸若、傅海瀾到杭州司徒雷登故居捐贈司徒雷登遺物，浙江省相關部門表示非常歡迎，這時司徒雷登骨灰終於得以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的骨灰最終也沒有能夠安葬在燕園他妻子的墓邊。大概是怕他玷汙了神聖的北京大學吧。當代中國的人文胸懷，讓人感到悲哀。
不管政治上如何評價他，作為乙個人，他是純粹、善良的。作為乙個美國人，他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畢生為中國的事情奔走。作為乙個大學校長比現在學術造假、亂髮**的馬列院長們優秀太多了。美國人可以忘記他，中國人不能忘記他，他給中國帶來了上個世紀最好的大學，給中國人民帶來了自由、寬容、服務他人的信念。我相信中國人民終究會給他乙個公正評價，燕園一定會有屬於他的三尺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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