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個人敢咳嗽"的時代。
自從一二七六年的春天，韃靼的蠻騎，闖進了南宋的首都臨安（今杭州）以後，於是當時宋朝最後的一座文化神殿，也就墮為灰燼。跟著而來的，是韃靼征服者野蠻的刀劍統治。在這種統治之下，中原的文化，遂走進了乙個病疫時代。當此之時，韃靼的統治者，雙腳踏在中原文化的胸膛上。中原的文化正像乙個重創的戰士，氣息奄奄，躺在血泊之中。漢人的知識分子，則成群地被**、被幽囚、被奴虜，其幸而苟全性命者，也正如馬致遠所雲：
似箭穿著雁口，沒個人敢咳嗽。
當此之時，若是回想過去"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時代，真有隔世之感。雖然如此，中原的文化仍然沒有在異族的刀劍之前停止其發展。並且不久便以嬉笑怒罵的形態開始對文化剿滅者的**，而這就表現於元代戲劇之空前的發展。
文化，本是社會經濟生活的"氣化"，只要蒸發社會經濟的"聖火"（生產力）沒有熄滅，他必然也會被繼續揮發出來。我們知道韃靼的統治者，雖然一面封閉了蒸汽的出口，但同時卻加大了聖火的燃燒，所以結果中原的文化，就像蒸汽一樣，以更集中的力量，從封條的縫隙中放射出來。至於不表現為其他的文化而表現為戲劇者，則以戲劇是比較軟性的文化。它可以指桑說柳，可以倚雞罵狗，因而在沒有中原文化修養的韃靼統治者面前，便可以領到文化的通行證。
二、《錄鬼簿》中的元代戲劇作家。
在韃靼統治中國的九十年間，中國的戲劇作家一時群起，接踵輩出，作家之多，實為前古所未有。據鍾嗣成《錄鬼簿》所載，當時作家之有姓名可考者，計有一百十一人，其作品不著姓名而署"無名氏"者，以及作家的姓名與品俱佚者，尚不在內。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劇曲創作繁榮之一斑。
鍾氏在《錄鬼簿》中，把他所著錄的一百十乙個作家，依其出身的先後，別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已死的前輩；第二期，為方今已死者；第三期，為其同輩。王國維氏於其所著《宋元戲曲考》中，對鍾氏的分期，曾加以時代的考訂。謂鍾氏所謂第一期，系蒙古時代（自窩闊台取中原以後至一統之初，即1234-1279)；第二期，系一統時代（自至元至至順、後至元間，即2023年以前）；第三期，系至正時代（1341-1368)。由此可知終元之世，中國戲劇的發展，未嘗稍歇。
惟據《錄鬼簿》所載，第一期作家為五十六人，第二期為三十人，第三期為二十五人，此種數字，似乎指示元代戲劇自元初以後，即有漸趨衰弱之傾向。我以為或不盡然，蓋第一期為元曲的開創時期，而第。
二、三期則為其發展時期，以理推之，第。
二、三期的作家，似不應少於第一期。至《錄鬼簿》所載之相反的數字，或系作者對於。
二、三期的作家著錄較少。實際上《錄鬼簿》所著錄的作家，都是鍾氏認為"名公才人"者，其未成名者，則擯而不錄。且鍾氏之書，其所敘述之時代，僅及於一三四五年，而元之亡，則在一三六八年，此後二十餘年中的作家當然不能見於鍾氏之書，因此，我們並不能根據《錄鬼簿》的著錄而遂謂元代的戲劇自元初以後即走向衰落的過程。
元代的戲劇作家，除李直夫一人是女真人，其餘都是漢人。由此則知今日所見之元曲，乃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聰明才力之積累，亦即13世紀中國文學的總結晶。
在漢人之中，第一期的作家，全為北人；第。
二、三期，則南人多而北人少。據《錄鬼簿》所載，元代第一期的作家，五十六人，都是北人。在北人中，大都（今北平）一地，有十七人，佔將近三分之一。到第二期作家三十人中，北方七人，其餘除籍貫不明者五人外，都是江浙一帶的人。而且北方的七個作家中，有五個作家（曾瑞、喬吉甫、李顯卿、鄭光祖、趙良弼），都在江浙一帶做官或僑居。到第三期，則二十五個作家中，北方只有一人（高君瑞）。其餘除籍貫不明者九人外，都是江浙一帶的人，而江浙的作家，又大半屬於杭州。大都和杭州之所以成為當時戲劇作家集中之地，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大都為韃靼統治者首腦部所在之地，而杭州則為南宋的舊都。中國作劇家的中心，由大都移轉到杭州，也是很自然的，因為這就指明了當時作家漸漸從韃靼統治者的御用之中，解散出來的事實。
元代的戲劇作家，大半都是布衣之士。其中亦有少數曾為元代的省椽、令史之官。如馬致遠、尚仲賢、戴善甫，均曾為江浙行省務官，姚守中曾為平江路吏，李文蔚曾為江州路瑞昌縣尹，趙天錫曾為鎮江府判，張壽卿曾為浙江省椽史，鄭光祖曾任杭州路吏，金仁傑曾任建康崇寧務官，張國賓曾任教坊勾管，李壽卿曾任縣丞。唯有楊梓一人曾仕元為顯宦，他曾任元代招撫爪哇等處的宜慰司官，在韃靼征服爪哇以後，他又任駐爪哇的安撫總使，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又如關漢卿曾仕金為太醫尹，白朴曾仕金為禮儀院大卿；但此二人在元代皆未做官。此外，則皆布衣之士。由此可知當時十分之九的戲劇作家，都是不肯投降異族的。
三、元代戲劇作家留下來的作品。
元代的戲劇作家，留下了不少的作品。據李開先作《張小山樂府序》雲："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此尚就明代宮廷所蒐集者而言，其散在民間者不在其內。但寧獻王朱權《太和正音譜》卷一著錄元人雜劇僅五百三十五本，加以明初人所作，亦僅五百六十八種。又《錄鬼簿》所著錄亦僅四百五十八本。因而王國維氏疑元曲數量，不如李開先所說之多。
元曲數量究有多少？固不得而確知。但各家著錄之有缺漏，實所不免。例如以《錄鬼簿》之著錄而言，對於第二期作家三十人，即有十八人的作品未錄；對於第三期作家二十五人，即有十四人的作品未錄。又如對於大多數的作家，皆僅錄其作品之一二。但當時作家即被鍾氏稱為"名公才人"，則決不致無一作品，或僅有一二作品。例如，作家曾瑞卿死時，吊者千餘人，當然不僅只寫《留鞋記》一劇，就可以發生如此重大的社會影響。此外如《錄鬼簿》所著錄之關漢卿的作品為五十八種，而據今日所知者，則為六十三種。同樣對於高文秀、馬致遠、尚仲賢、武漢臣、李壽卿、張國賓等之作品的數目，皆少於今之所知者。《錄鬼簿》如此，其他的著錄，亦難免不如此，因此我以為明初人所見之元曲，有一千餘種，實為可信之事。
至於臧晉叔選元曲的時代，已到明萬曆年間，此時南曲已盛行。臧氏《元曲選·自序二》雲："今南曲盛行於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由此而知當時元人雜劇，已為南曲所代替，當時的元曲，不過為少數藏書家當作文學的遺產，加以蒐藏而已。臧氏《元曲選·自序二》又雲："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州）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雲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為參伍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由此而知當臧氏撰《元曲選》時，坊間流行的元曲，已不甚多。但同時，又知臧氏撰《元曲選》時，並未將其手邊所有的元曲，盡數編入，而僅"摘其佳者"。王國維氏因見《元曲選》中所撰元曲，僅九十四種，加以明人的作品六種（《兒女團圓》、《金安壽》、《城南柳》、《誤入桃源》、《對玉梳》、《蕭淑蘭》）始足成百種之數，遂疑當時元曲，已不滿百。這是乙個錯誤。
關於此點，我們從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證明。如與臧氏同時刊行之元曲，尚有無名氏之《元人雜劇選》及海寧陳與郊之《古名家雜劇》。此二書，今雖僅存其目，但從其目錄上，也可以看出，前者所撰的元曲，其不見於《元曲選》者有四種（馬致遠《踏雪尋梅》，羅貫中《龍虎風雲會》，無名氏《九世同居》、《符金錠》)；後者所撰的元曲，其不見於《元曲選》者，則有八種。
總計兩書所撰的元曲，其出於《元曲選》者，共有十二種。此外據王國維氏自云："錢遵王《也是園藏曲》，則目錄具存，其中確為元人作者一百四十一種。"又謂：黃丕烈所藏《元刻古今雜劇》，其乙編今已發現，有乙編必有甲編，假使甲編種數同於乙編，則其所藏元曲當有六十種。"今甲編存佚不可知，僅就乙編言之，三十種中為《元曲選》所無者，已有十七種"。由此又知元曲之散失而不傳於世者甚多，將來一定還能繼續有所發現。
雖然，我們今日所得而見的元曲，則僅有《元曲選》中的九十四種，與《西廂五劇》及《元刻古今雜劇》乙編中之十七種，合為一百十一種，而這就是我們今日藉以研究元曲的資料。
待續）
作者簡介：翦伯贊，維吾爾族，湖南常德桃源縣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傑出的教育家。早年參加過"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人民**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長，以及**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
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之一。治學嚴謹，著作巨集富，為史學界所推崇和頌揚，主要著作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第。
一、二卷)《中國史論集》《歷史問題論叢》等，並主編《中國史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