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國封建時期，移民一般是為了國家的戰略發展所需要而採取的措施。葛劍雄先生認為，移民是具有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居住了一定時間的遷入人口。我國移民現象自古有之，在詩賦等作品中可窺一斑：《周禮·秋官·士師》言：“若邦凶荒，令移民通財。”宋代王安石有《還自河北應客》詩：“塞水移民久，川防動眾初。”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吞併六國後，建立了乙個前所未有的龐大疆域的大一統王朝，因此，與之相應的土地和人口等問題也接踵而至。
秦朝統一天下15年間，有多次大規模的移民現象，現一般分為軍事性移民、經濟性移民和政治性移民。而自商鞅變法以來，秦的多次改革和措施都是為了君主一人服務，因此秦朝的軍事性移民和經濟性移民的動機和目的也都是為其政治目的而服務的。
秦朝的政治性移民，獨為君王服務的體制秦朝的政治性移民的乙個重要目的在於實邊。
秦滅六國後，土地疆域極其龐大，如此廣袤的土地必有地方人煙稀少，因此徙民長居於此進行開發也成為必然。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琊……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復十二年。”即見此地人煙稀少，徙民三萬戶於此定居，並免除徭役十二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又有遷三萬家於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亦皆免除徭役十年。始皇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這次雖然是應占卜得“以遊徙吉”而遷民，但也起到了實民的作用。《越絕書》載，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徙越民至餘杭，以開發當地。因為所遷之處較為荒僻，因此這些都附帶了一些優惠條件。這些措施不僅反映了移民的艱難險阻，同時也體現了秦王朝對實邊移民的重視。
吞併六國後，為控制六國貴族豪強和鞏固統治，秦始皇將六國貴族和罪人遷徙至邊遠地區。
秦為了鞏固統治，滅六國，平定中原後，將六國的舊貴族和豪傑大多遷至蜀地。據《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蜀志》載：“秦惠文、始皇克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項羽本紀》中有：“秦之遷人皆居蜀。”另外還有“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至於為何採取這樣的徙民政策，原因在於六國滅亡後，六國貴族雖然失去了統治地位，但是他們在故地仍有極大的潛在力量，這在歷史的車輪推進至楚漢爭霸時可見一斑。為了控制這股勢力，防止其捲土重來，必須對他們加以監視和嚴厲的控制，因此將他們遷離故地，放在“天子眼下”進行控制，在斂天下財於咸陽的同時，又讓他們失去了在故地的“地利”，可謂一石二鳥。而也正因如此，始皇“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旁宮，或作驪山。”以解咸陽人多之患。
在徙入巴蜀的移民中，除了六國豪強，還有犯了罪的罪民。《秦始皇本紀》載，在始皇帝鎮壓嫪毐叛亂後，清洗其黨羽，“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防陵。”又《史記·呂不韋列傳》，罷相後，“其家屬徙處蜀。”
在徙民後，為了防衛城市和交通要道，控制移民，防止其反叛，秦始皇也移秦民於此：“臨邛縣，（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實上郡實之。”
這類徙民多是舊貴族和富豪，在社會具有一定的地位，在本土有著一定影響力，因此對這類人的遷徙的乙個重要原則便是遷出本地，削弱其影響力，防止其東山再起。
秦始皇的徙民政策也伴隨著軍事行動進行，在戰爭的同時，也起著移民戍衛的作用。
除了上述的巴蜀和咸陽外，北邊和南邊同樣是秦朝重要的移民地區。
向北邊的移民，主要移至今天的內蒙古一帶。《秦始皇本紀》載，統一中原後讓蒙恬駐西北抗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徙謫，實之初縣。”“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在此基礎上，也遷百姓至邊疆以形成防禦地：始皇帝三十五年，“徙三百家麗邑（即驪山），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又有《漢書·食貨志》引用應劭所言：“秦始皇遣蒙恬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至北千里，於是築城郭，徙民充之。”他們定居於此，不僅充當著秦朝邊疆防禦屏障的作用，而且也是邊疆軍隊和秦朝建築工事的重要生源，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的開發。
向南方的移民，主要是在南越地區的開發性移民。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開拓南越，“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去陸梁地，以適遣戍。”又為了鞏固對嶺南的統治，令軍隊留在嶺南，又遣一萬五千名未婚女子到嶺南“以為士卒衣補。”
這些人徙至嶺南，使得秦朝的統治疆域延伸至南海，同時將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到了嶺南，極大促進了嶺南地區的開發。
秦朝移民的直接目的和處置皆因人而異，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秦大一統王朝的統治。
點鐵成金”，時空對照下的移民優勢。
我國並非從秦朝才開始移民，自周公伐三監之亂後採取的政治性移民開始，移民現象便時有發生。單論秦國而言，西元前361年，秦孝公發布求賢令，引無數謀士豪傑入關輔秦，使秦國國力迅速崛起，逐漸成為東方六國的威脅；西元前350年，秦孝公遷都咸陽，由此拉開了秦國開關向東參與爭霸的帷幕；又有《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蜀志》載，西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滅巴蜀後，因“戎伯尚強，乃移民萬家實之。”再觀戰國末期的東方六國移民，大多是為了國家的戰略需要而進行的移民。這些措施皆是或為了稱霸、或為了維護統治和國家戰略需要而採取的移民措施，秦朝採取的移民措施，在這些“前浪”面前，亦算不得創新。
但秦朝作為第乙個大一統王朝，其移民措施必然有“後浪推前浪”之功效。
吞併六國後，乙個最關鍵的問題便是六國貴族的安置問題。秦將他們安置在巴蜀和咸陽附近，在斷絕了六國於故土的“地利”的同時，也方便對他們進行監視，從而防止他們東山再起，一定程度上維護的秦朝的統治。
秦國時，商鞅就曾為了引入移民而制定了一系列優待政策，同時也制定了“使民無得擅徙”的戶籍和連坐制度，防止移民出逃。通過這些政策，才使得之前地廣人稀的秦國得以人丁興旺，許多秦國的將才和謀士也都是處於這些移民的子孫後輩。商鞅死後，他的這項制度得以流傳，到秦朝時，移民多是王朝主持的，極少出現自主流動的遷移；這也為秦朝推行郡縣制提供了條件。秦定天下後，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此後，於每處邊疆或要害之地，置一縣，遷移民實邊，令其開發，《匈奴列傳》就記載道，始皇命蒙恬北擊匈奴，“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既解決了邊疆設立防禦屏障和開發的問題，同時也緩解了土地迅速擴張後百姓定居和管理的問題。
另外，秦朝的移民政策乙個重要地方在於，秦朝的移民物件不只包括百姓，同時也包括戰俘和罪犯。這是中國移民史上的乙個新事物。秦朝對待罪犯和戰俘並不像商代一般用於人殉，也不似戰國末期一般**。而是用於勞動力和邊境開發。
秦占領南越，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之後，又置五十五萬罪犯謫戍嶺南，與越人雜處，不僅為當地帶來了秦文化，使之脫離野蠻，亦成為秦王朝邊境的守衛和開發力量。
視線回到北方，在秦嚴苛且入微的法律下，秦時的罪犯數不勝數，這就為謫戍邊疆和徭役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到了後期，這些移民的主要工作變成了修築陵墓和宮殿，方有“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旁宮，或作驪山。”這也必然引起。
百姓不滿，於是終有遷徙戍邊的大澤鄉起義，由此揭開秦王朝滅亡的序幕。
漢承秦制，承的不只是官僚體制。
秦十五年而亡，但這十五年裡，秦朝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等一系列文化改制和郡縣制等政策，這些政策亦隨著移民的四處遷移而灑向疆域的各個角落。在秦朝的移民政策下，北方和南方被初步開發，關中和蜀地因為人口的遷入，尤其是六國的舊貴族和聚之天子腳下的天下富豪而變得繁華，使得劉邦在楚漢爭霸初期的退守休養和漢朝定都關中成為可能。同時，隨著大量秦人的移民與各地區百姓的融合，秦族人口的擴大，為漢族成為大族奠定了基礎。
秦人的移民，是一種維護政治統治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是消除內部矛盾的一種重要方式，這種手段也為後世的許多王朝統治者借鑑而沿襲之。
而秦遷人離地的方式和目的，亦值得後人學習。北魏末期六鎮之亂後，由於對六鎮居民的處置不當，使得之後發生了葛榮的河北起事，促進了北魏的滅亡。正如杜牧所言：“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結語。
秦朝的政治性移民，是自商鞅時就沿襲下來的成果和王朝實際相結合的結果。它遏制了六國的死灰復燃，同時也開發了秦王朝疆域內的重要土地，但它本質上是為君王一人服務、為了維護王朝統一的制度，是故秦的滅亡是歷史的必然。它在實行的過程中，沿襲了它在諸侯國時期在關中地區的執行方式，必然會得罪六國的舊貴族和底層的社會邊緣人，方才有後來陳涉揭竿而起，舊貴族紛紛響應，在一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吼聲中，滅亡了乙個龐大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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