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西元前249年前後，呂不韋和他養的一群門客作《呂氏春秋》。在《呂氏春秋•先識覽》中，有一段50餘字的文字專門描寫了鮮虞中山國人的民風民性，這是中國典籍第一次對鮮虞中山國民風民性進行的正式描述。在這段描述中，特別提到了鮮虞中山國人有“康樂歌謠好悲”的特性。（康樂：喜安逸和享樂，有人譯為“淫樂”。歌謠好悲：唱歌喜好悲聲。）呂不韋他們對鮮虞中山國人的民風民性所做的這些描述含有貶義，說這是鮮虞中山國亡國的原因，是否準確，自然是一家之言。但由於他們最早明確概括鮮虞中山國人的民風民性，這段文字特別是“康樂歌謠好悲”的描述就顯得很寶貴。而且，不管褒貶，其中的“康樂歌謠好悲”特點，行文歸屬非常明確特指鮮虞中山國，文中絲毫沒涉及當時別的諸侯國。
呂不韋之後過了約150年，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史記》。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一百多年前呂不韋對鮮虞中山國人的民風民性說法，重新進行了總結、概括和提煉，寫了一段80餘字的描述。司馬遷的這段描述總體上還是延續了呂不韋的貶義。但司馬遷認為，《呂• 覽》中寫的鮮虞中山國人民風民性的“康樂”特點不準確，與實際情況不符，應改為“慷（忼）慨”才對。“康樂”改“慷慨”，意思完全相反，大相徑庭，由貶義變成了褒義。他還把“歌謠好悲”簡練為“悲歌”，重新定稿為“悲歌慷慨”。（悲歌：悲傷悲切悲壯的歌曲。慷慨：情緒激昂，性格豪爽，捨身赴義。）可見雖然司馬遷有很重的“華夷之防”心理，他一直是輕視鮮虞中山國的，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是堅持了史德的。而且，他概括的“悲歌慷慨”，在他的《史記》中也是明確只指鮮虞中山國，也絲毫不涉及那時別的諸侯國。
但是司馬遷之後又過了140年，事情就開始起變化，即“悲歌慷慨”的鮮虞中山國專有權，開始被人悄悄撼動和篡改。首先幹這事的是東漢寫《漢書》的史學家班固，他在所寫《漢書•地理志》中重提鮮虞中山國，也提到了鮮虞中山國人的民風民性。但具體內容他沒有什麼新的發現，只是把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鮮虞中山國人的民風民性的那段話重複抄了一遍。但他抄這段話時卻對這段話的歸屬做了改動，改為了“趙、中山……悲歌慷慨”，他的改動不僅動搖了鮮虞中山國對“悲歌慷慨”的專有性，還離譜地把趙國放在了鮮虞中山國的前面。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他這一改給後人在這個問題上開了個“亂貼標籤”的口子。
自班固之後又過了700餘年，已是唐朝初年。著名政治家、史學家魏徵和長孫無忌組織寫作班子編纂了《隋史》，在該史《地理志》中，他們重提“悲歌慷慨”。但是關於“悲歌慷慨”的產生地域，他們又進行了極度擴大，對此他們是如此行文的：“冀、幽之士鈍如椎，……俗重氣俠，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可見，他們在班固已經擴大了的“趙、中山……悲歌慷慨”的基礎上，又擴大到了整個冀、幽地域。這是多大的地域呀，查查地圖我們會發現，冀、幽竟包括了今天的陝西、山西、內蒙、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遼寧，如此廣大的地區，竟都成了“悲歌慷慨”的發源地，這麼大範圍內的人都有了愛唱悲歌、激昂豪爽的民風民性。而真正的發源地鮮虞中山國在他們的筆下就徹底的無影無蹤了。
自從班固、魏徵和長孫無忌他們這麼一弄，從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代之人便在這個問題上人云亦云起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本來“慷慨悲歌”最早是鮮虞中山國的專屬概念，到後來人們亂貼標籤習以為常。比如唐朝文學家韓愈，他在寫《送董邵南序》時，則就直接概括為“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簡練了也朗朗上口了。但是韓愈這下把“慷慨悲歌”的標籤徹底貼在了燕、趙，隻字再不提鮮虞中山，人們包括河北人也都心安理得了。韓愈開頭後，歷朝歷代一直到當代，人們只要一說起河北，必然是“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甚至把剛剛從衛國跑到燕國還沒幾天就接受任務離開燕國的死士荊軻，就因為他到了幾天燕國，後人也就把他說成是燕趙的“慷慨悲歌”之士，卻且都不以為忤。可惜，世間誰也不提也無人知曉這“史源”標籤應該是鮮虞中山人帶給河北的了。
對鮮虞中山國人喜歡“悲歌”，人們評說不一。其實，該種**是非常正面的。悲歌是指悲傷悲切悲壯的歌曲，是一種重要的**形式和種類。以歌曲為例，悲傷悲切悲壯的歌曲，並不沉淪，不低落，也不丟失鬥志。相反，這樣的歌曲就如悲劇一樣，常常蘊含著巨大而強烈的爆發力量，特別在國家民族家庭危亡時刻，更能振奮精神、激勵人心、激發鬥志，去捨生忘死爭取勝利。例如抗日戰爭時期的**作品《松花江上》、《黃河》、《白毛女》等，就是這樣的作品，都很好地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悲歌”這也是兩千多年前鮮虞中山國這個外來弱小民族，在中原各國無情打壓下，竟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內地站穩腳跟，後竟躋身至“五國相王”佇列，發展至享國210年，給中華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了“戰國第八雄”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