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 古物與方志互間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23-09-20 18:43:16 字數 5124 閱讀 9220

在絲綢之路與絲路學的研究中,對節點城市同絲綢之路關係的**歷來被學界所重視。固原地處「關中之遮蔽,河隴之咽喉」,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重視。

目前所見論著從不同角度對固原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性做了深入研究。本文擬就此問題以考古資料與方志文獻為中心,以民族融合為主旨在前賢基礎上試作探析。

自李希霍芬《中國》一書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以來,經過一百多年的研究,學術界賦予了 「絲綢之路」更多內涵。如劉再聰先生指出,中外學者對 「絲綢之路」內涵的認識,與李希霍芬的界定相比,終點變為地中海沿岸且路線不再單一,開通執行時間從商周直至明清。由此,「絲綢之路」概念的內涵被極大地充實。

這是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和認識不斷深入的結果。到目前,我們有理由認為:絲綢之路不再是單一的路線,而是由多條路線組成的網狀通道;絲綢之路也不僅僅是通道,而是多種要素交流往來的載體;絲綢之路上的眾多節點城市彰顯了絲綢之路的這一價值。

寧夏東南接周秦漢唐中原文化,北通蒙古草原文化,西接漢唐「絲綢之路」。地理位置決定了它自始至終都是處於東西文化交流的中間樞紐地帶。而位於寧夏南部地區的固原,漢唐時期稱或稱高平或稱原州,間以平高,因倚靠六盤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險峻地勢,地位舉足輕重,漢唐尤重。

固原直隸州志序》言固原:鎖鑰隴東,往來鞏道,瓦亭扼其吭;北通銀夏沙漠之區,賀蘭負其背;西指金城,接伊涼而度玉門,揆厥全域性,氣勢所吞吐也。

唐龍《兵備道題名記》則認為固原「左顧則赴援綏靈,右顧則迎應甘涼」,都是對固原地理形勝的簡說。金維諾指出:「固原是華夏諸民族生息繁衍、聚集交融的地區,在東西交流上又是北方的樞紐。豐富的歷史文物遺存,對**我國多民族的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大體可分為東、中、西三段,東段是長安——河西走廊一線。漢、魏時又有北、中、南三條路線。東段北路是自長安或洛陽溯涇水到固原、海原,在靖遠渡黃河到河西走廊的路線。

大致走向是從今西安向西北沿涇河一線,陝西境內經乾縣、永壽、郴州後達甘肅境內,由涇川、崆峒區而進入寧夏固原境內,再過三關口、瓦亭、開城到達固原城,繼而經三營進入中衛市海原縣三河鎮,沿莧麻河至鄭旗鄉、賈埫鄉,過海原縣城、西安鎮、甘鹽池後再次進入甘肅境內,從靖遠渡黃河,經景泰縣抵武威。

這條經過固原的北路在今寧夏境內路程相對平坦易行,靠近西安且總路程相對簡短,成為絲綢之路形成後東段的最佳路線。北魏以平城為中心的網狀交通中即有經高平鎮進入河西走廊的路線。

而絲綢之路上東西方商貿和文化往來在隋唐時達到空前繁榮,前述長安至河西走廊的路線途經寧夏境內190多公里,形成了著名的「蕭關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鎮,貢使、商賈、僧侶往來頻繁、絡繹不絕,諸多民族遷徙、文化交流、宗教傳播多源於此。

檢索史書可知,漢武帝是在推動解決漢匈關係的大背景下命張騫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聯絡大月氏,以便同其從東西兩個方向夾擊匈奴。可以說,這一活動從一開始就包含了民族融合的隱喻。此後,商人、使團等不同角色沿著張騫所開創的絲綢之路與沿線民族和政權在商品**、文化交流、民族交往等多個方面發生日益密切的聯絡。

自張騫鑿空,絲綢之路成為中西交通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偉大見證。絲綢之路東段北道在寧夏境內的路程並不長,但歷時彌久的東西交流往來,卻給寧夏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並在固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固原自先秦時期就是多民族交往的重要場域和多民族交流的重要節點。北朝隋唐時期粟特人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是經固原的北線通暢繁榮的例證。固原集中發現的多處粟特人墓地,有力印證了固原與絲綢之路的密切關係。

這裡選取在固原發掘的北朝隋唐時期的漆棺畫墓、鎏金銀瓶、隋唐史氏家族墓三處文物遺存,通過**它們三者的墓主人背景、文物內容和藝術風格等相關資訊,梳理它們所體現的文化資訊,並結合固原地方志記載,**北朝隋唐時期固原地方資訊中承載的東西交流與民族融合現象。

固原地區發掘的墓葬包括北魏、北周、隋、唐幾個時期,其中壁畫墓主要集中於北朝至隋唐時代。通過研究這些墓葬的墓主人和壁畫特徵,可以窺探固原在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繁榮局面。

梳理考古資料,可知在固原及其周邊地區出土了以固原北魏漆棺畫墓為中心的彭陽新集北魏墓、海子塬北魏墓、三營北魏墓和寨科北魏墓,這些墓葬的下葬時間為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後,帶有濃重的少數民族特點。

尤其是彭陽新集北魏墓,該墓出土的土築房屋模型,特點最為鮮明。北周的墓葬主要有下葬於公元565年的宇文猛墓、下葬於公元569年的李賢夫婦合葬墓和下葬於公元575年田弘墓。隋唐時期的主要墓葬則有梁元珍墓、史射勿墓和史索巖墓。其中三座北周墓葬下葬時間集中於10年內,經歷了前朝的文化融合,墓葬形制較為穩定。

固原出土的北魏漆棺畫墓聚焦了民族融合視角下固原與絲綢之路的關係。2023年,北魏漆棺畫墓於固原西郊雷祖廟村出土。這是一座夫婦合葬墓,已不見封土堆。該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等幾部分組成。

根據墓裡的磚銘顯示,墓主為北魏使持節、鎮西將軍、高平鎮督大將「馮始公」,是一位鮮卑貴族。隨葬品有銅器、鐵器、陶器、金銀器、錢幣及珠飾等60多件。因鐵路建設使得該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毀,但棺蓋、前檔及左右側板部分漆畫基本可以復原。發掘者將此墓年代定在太和十年左右。

漆棺前擋的畫面內容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圖:一位頭戴高冠、身穿窄袖圓領長袍的中年男子屈膝斜坐於正殿。該男子的上述服飾具備了鮮卑特徵,另外,窄口褲和腰束帶,以及尖頭烏靴等,則是更典型的鮮卑族裝束。

身旁侍者的衣服上也可見交領寬袖上衣和寬腿褲,足著烏靴,與主人衣著相似。侍者繪畫下面紋飾是忍冬紋以及各種環形紋飾,也是北方少數民族常見的紋飾,在更早的中原地區不多見,具有明顯外來特徵,很可能與波斯文化密切相關。

在漆棺兩側的漆畫上欄中的孝子故事畫裡,也可見著夾領、窄袖長袍、腳穿烏靴;男戴高冠,女作高髻的人物形象,都屬於鮮卑人的服飾樣式,這種服飾特點與雲岡石窟太和時期和麥積山石窟的供養人服飾裝束相近。

在漆棺兩側的漆畫下欄中是狩獵圖,描繪的是獵手正在與野獸競相奔跑、追逐獵物的場景,反映了鮮卑人以「射獵為業」的民族特點和生活風俗。另外,棺木前高寬、後低窄,也是鮮卑民族棺木的重要特點,內蒙古呼和浩特東南美岱村鮮卑墓葬棺木也有同樣的特點。

除人物服裝和生活特點具有鮮卑特徵以外,漆棺兩側的漆畫內容具有很明顯的儒家文化特徵。兩側的漆畫上欄中主要以孝子故事畫為主,其中舜、郭巨是其主要人物,每個人物之下又可分為若干個「某某時」之類的榜題。孝子故事在漢代,特別是東漢時期最為常見。例如,山東嘉祥縣的武氏家族墓就有豐富的畫像石來表現孝子的故事。北魏司馬金龍墓也繪有孝子舜的故事,時間上與固原發現的北魏漆棺畫墓大致相同。孝子題材的故事繪在棺板上,不僅是對漢代喪葬文化的繼承,也是對儒家文化所倡導道德觀念的認同。

總體來看,北魏漆棺畫的內容豐富,題材**多元,特點鮮明:不僅保留了鮮卑民族的一些特徵,而且融入了漢族的文化特色,甚至還有西域中亞一帶文化的影響。尤其是漆棺畫上的孝子故事,雖然表現的是漢民族的故事,人物卻身著鮮卑特色的服飾。

中原故事、鮮卑服飾融入了中亞和西域元素,充分體現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實際情況,是絕好的社會歷史資料。羅豐先生指出,漆棺畫的內容風格肯定是受到了薩珊波斯風格的強烈影響,而在一些細部特徵上表現出相當的變異性,即摻雜了一些中國傳統的東西。可見當時絲綢之路上民族交融、文化交流異常繁盛,固原是其中最為閃耀的乙個節點,見證著絲綢之路的繁華。

2023年,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南郊深溝村發掘了北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李賢與其妻吳輝的合葬墓,這是一座長斜坡墓道多天井洞室形制的大型墓葬。李賢夫婦的合葬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天井、過洞、甬道、墓室組成,以上各處均繪有壁畫。

墓葬早年曾被盜掘,發掘時從後甬道清出《大周柱國將軍河西公墓銘》和《魏故李氏郡君之銘》墓誌石兩方,證明墓主人是西魏、北周時期原州刺史李賢及其妻長城郡君吳輝,合葬於北周天和四年。在墓室西北角出土一件鎏金銀壺,學界一般認為是在我國境內出土年代最早的胡瓶實物。

墓主人李賢,字賢和。其墓誌銘記載:十世祖俟地歸,為鮮卑拓跋後代。因其祖父輩帶兵鎮守高平而遷居於此,並以高平為籍。李賢歷經北魏、西魏、北周三個朝代,功勳卓著,地位顯赫。《北史》《周書》有傳,《北史》載其「自云隴西成紀人也,漢騎都尉陵之後也」。

周書》則直言「其先隴西成紀人也」,為漢代名將李陵之後。嘉靖《固原州志》也載「漢騎都尉陵之後也,為原州都督。」萬曆《固原州志》載「其先隴西成紀人。祖斌,襲領父兵鎮高平,因家焉」。

學者們通過比對墓誌記載與傳世文獻對李賢的出身做了有益**,但籠統來說,兩類文獻對其出身記載的不一致恰好隱喻了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且因其顯赫的地位而增加了例證的說服力。李賢之妻吳輝,據墓誌記載,「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侄女,賜予甚厚」,由此可見,宇文泰對李賢家族的信賴,也可說明李賢家族與後來的北周皇室關係特殊[18]。

李賢墓出土鎏金銀瓶的意義當為最大。據考古發掘演示文稿可知銀壺長頸,鴨嘴狀流,上腹細長,下腹圓鼓,單把,高圈足座。銀質地,表面鎏金。壺通高37.5厘公尺、頸高6厘公尺,流長9厘公尺、最大腹徑12.8厘公尺、足座高8厘公尺,重1.5千克。口緣鴨嘴狀流,俯視時呈桃形,口邊沿呈方形。

頸部上細下漸大,頸部共有21條凹槽,凹槽有規律地間隔鎏金。頸部與腹部相連處有13顆凸起的聯珠,似乎沒有經過鎏金,直徑約1.5厘公尺。壺把兩端鑄成兩個獸頭與壺身相接,把的上方面向壺口鑄一深目高鼻的胡人頭像。

壺頸腹相接處焊一周13個凸起的圓珠,形成一圈連珠紋飾。壺腹與高圈足座相接處以及足座下亦分別焊有一周12個和20個凸起的圓珠,形成連珠紋飾。

圍繞壺腹則用凸紋鎚出三組6個人物影象:在壺腹上捶揲有三組六人的影象,被認為描繪了《荷馬史詩》中著名的「帕里斯裁判」的故事;b組人物中女子為愛神阿芙羅狄蒂(aphrodite),她面前站著的青年男子是拿著金蘋果的帕里斯;c組表現了帕里斯劫持美女海倫時的情景;a組可能是海倫回到了丈夫墨涅拉俄斯(menelaus)身邊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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