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2023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殺了胡惟庸，趁機取消了中書省，並立下法度，以後不許再設丞相一職。朱元璋還利用胡案，將凡是心懷積怨，行為跋扈，對皇家統治有危險的文武**，大族地主，都陸續列為胡黨，處死抄家。其中最為慘烈的就是洪武二十三年，處死已經退休多年，77歲高齡的太師南韓公李善長及其家70餘人。因胡案被誅死或已死被追奪封爵的功臣共計有21位，株連而死者共達3萬餘人。明太祖朱元璋為何要殺丞相，廢除宰相一職呢？
人們都熟悉宰相這個稱呼，無論是歷史正劇還是戲說劇，總少不了乙個宰相。在中國歷史上，宰相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其品位即崇，不可輕易授人」。宰相在我國封建社會**集。
權制度內部可發揮著雙重作用：既可以輔佐皇帝，幫助皇帝處理政務，決策機要；也可能因權力過重而威脅君權，因而形成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古代篡奪皇位的人，基本是當朝的權臣、重臣，如王莽、司馬炎、劉裕、蕭道成、楊堅、朱溫等人。
鑑於這些歷史教訓，明朝開國後，朱元璋對功臣和權臣狠下毒手，在廢相問題上有兩次重要的行動，一次是誅殺胡惟庸案，另一次是誅殺李善長案。
胡惟庸於洪武十三年以「謀不軌」罪被殺。後來，經過史家的考證，胡惟庸的上述罪狀純屬捕風捉影、子虛烏有，既然沒有正當罪名，為何被殺？
如《明史》所言：胡惟庸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寵愛，自己獨攬丞相之大權，有的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上稟報，還隨心所欲地提拔親信處罰異己，當時有很多人奔走於胡門，送其財寶不計其數。朱元璋嫉恨他的專橫跋扈。因其專權，即使沒得罪朱元璋也得把他殺掉。丞相的權力太大了，殺了胡惟庸，倘若再立一相仍免不了與其分權，由是說來，胡惟庸之罪在於擅權僭越，這是朱元璋最為不可容忍的了。
胡惟庸一案導致胡家三族被誅，因被指控為「胡黨」而遭屠戮的人達15000多人，此案更是牽連到輔佐朱元璋有大功的南韓公李善長。李善長與胡惟庸的關係很好，李弟的兒子是胡的侄女婿。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長介紹來的。逮捕李善長時，朱元璋曾經念他跟隨自己多年，忠心耿耿，沒有下令處死他。但胡惟庸案發十年後，又有人告發李善長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謀反而不揭發，他就是「胡黨」。於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長抓來殺了，李善長一家70多口皆被處死。殺了李善長後，胡惟庸案宣告結束，此案的核心是促使或者說推動了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
殺了胡惟庸以後，朱元璋罷中書省，權分六部，秦漢以來行之千餘年的宰相制度就此廢除。沒有了丞相，皇權更為集中了，皇上直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洪武二十八年(2023年)朱元璋敕諭廷臣說：「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在廢除丞相制度的同時，朱元璋對掌握國家最高軍事權力的機構大都督府，進行改組解散，因為大都督府的權力過於集中便劃分為中左、右、前、後五個都督府，即五軍都督府，每個都督府都有乙個掌握著一定兵權的都督，這樣，統領天下兵馬的大都督的兵權就被分拆了，每個都督的權力只有原來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對皇帝構成威脅，並且五個都督互相制約，互相監督，聽命於皇帝，假如有其中乙個要造反，另外四個對其形成牽制；退一步說即使有兩個或三個都督串通起來要造反，也殊為不易。
朱元璋採取這些措施實則是他集中皇權的乙個完整過程，從此，中國君主宗法制的**制度被推向了乙個新的巔峰。在朱元璋看來，自秦漢設立丞相以後，雖然偶爾出了幾個賢相，但更多的是奸相擅權誤國，為了保證個人及其子孫後代的皇權的絕對集中和明王朝的江山永固，他毫不猶豫地將已有1500餘年歷史的宰相制度廢除了。
廢止相權後，由於相權、皇權均歸己有，朱元璋每天都要直接處理六部及其他大小衙門所遞上來的公文，忙了九個月，終於吃不消於是從各省找來六個老儒生，創設所謂「四輔」。這六個人都是毫無政治經驗的學究，幫不上什麼忙，朱元璋依舊感覺難以應付，無奈，朱元璋不得不又設立了內閣制度。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仿照宋制，從翰林院等機構挑選了幾名文臣充任文淵閣、東閣、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的殿閣大學士，協助皇帝批閱奏章。
朱元璋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又在殿閣大學士的基礎上，設立內閣，選親信大臣入值文淵閣，參與政務，因為文淵閣在皇城的內廷，所以就有了「內閣」的稱呼。洪武到永樂年間，燕王朱棣奪了皇位之後，開始讓這些大學士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置。雖然其官階仍只有五品，沒有部下，沒有統轄機構，甚至沒有專門的辦公場所，既無宰相之名，又無宰相之實，但這些人全是皇帝的親信近臣，每日侍奉於皇帝身邊，奔走於殿閣之下，特別是可以參與機務，看起來卻很像宰相，為避開宰相這個已變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稱為「入值文淵閣」，在內廷辦事，人們含混地稱之為「內閣」，算是有了內閣制的大模樣。
內閣是明朝君主**加強的產物，不可能對皇權起制約作用，這是內閣制的實質。皇帝對於內閣和大學士的防控給宦官參政開了方便之門，是導致明朝中後期政治統治日益黑暗的重要原因。由於限制君主獨斷專行這一歷史總趨勢不可遏止，明代以後的君主和臣屬也都自覺不自覺地逐漸把內閣塑造成了實際上代替宰相的機構。
當中國的君主**制度達到頂峰時，西方世界已經初步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從而從政治上步入近代社會，為生產力的大力發展開闢了道路。而中國高度集權的君主制度，嚴重地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力，減緩了社會發展的步伐。中國錯失了追趕世界潮流的歷史性機遇，第一次被世界無情地甩在了後面，從而導致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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