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導讀。2023年，**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號召全黨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
今天，「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巨集偉目標的「重中之重」。著名學者溫鐵軍教授從中西方的歷史脈絡和調查研究出發，強調指出：研究三農問題要「改造我們的學習」，要注重研究三農的現狀和三農的歷史，要注重馬克思主義的應用，才能找出三農的真問題，從而真正解決三農問題。
注：本文根據溫鐵軍教授的著作《解構現代化》相關內容整理，未經溫老師本人審閱。誠邀您關注並共同思考。
改造我們的學習》是《**選集》收入的***在延安整風時期一篇文章的題目。現在借用這個題目來談三農問題，意在結合巨集觀經濟形勢分析和對三農工作的要求，強調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強調黨的理論聯絡實際的優良作風。
指導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是伴隨著中國知識階層在「新文化運動」中對「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的追求、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引進而產生的。因此，中國近乙個世紀以來的思想理論體系，從一開始就有乙個源於西方的科學及其背後的科學哲學，如何與中國的實際和中國的傳統理論相結合的問題。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居於絕對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客觀上也有同樣的外來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中國至今還是乙個農村人口佔絕對比例的農**家，無論什麼外來思想理論，都必須合於國情，也就是要能夠解釋中國的三農問題，有利於農村經濟的發展。但理論界至今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認識還不夠深刻。由於中國革命實際上是農民革命，中國的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又被稱為三次「土地革命戰爭」，而土地制度問題正是農村問題研究的基本內容之一。因此，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的科學理論研究，不僅不可能獨立存在於社會科學所具有的階級屬性之外，而且其基本內容本身就使農村問題研究的時代特徵、政治特徵比一般的社會科學領域更為明顯。
我們可以從20世紀初以來的農村問題的主要觀點討論的情況，來分析農村發展的基本脈絡。孫中山早在發動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初所提出的綱領中，就以「平均地權」為重要內容之一。但是不久之後他就認識到：中國農村社會的不平等其實只有「大貧與小貧之分」，於是，發動不起農民革命的孫中山轉向聯絡「會黨」起義，最終還是使舊民主主義革命淪為被軍閥利用的割據戰爭。
青年時代的***在20世紀20年代做農村調查，寫出《湖南農**動考察報告》，在充分肯定農村中的「痞子運動」的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理論依據。從那時起，他在早期的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歷程中，嘗試開展「打土豪分田地」來平均地權，但卻「擴紅」30萬，而「蘇維埃」式的革命終於未果。到後來***歷經艱苦長征，幾次選擇目的地才發現陝北；而其後僅以3萬軍力在陝北貧瘠的鄉村立足，以「延安山溝裡也能出馬克思主義」的意志力戰勝了王明從莫斯科照搬的蘇式馬克思主義，並終成正果。究其原因(排除抗日戰爭這個外因)，把「分田地」改革為「減租減息」，把「打土豪」改革為承認「李鼎明先生是個開明士紳」，亦即保持農村基層傳統的社群精英自治，應是其中的關鍵。**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就是我黨同王明的蘇式馬克思主義鬥爭的產物。
20世紀30年代，幾乎就在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黨從鮮血凝成的教訓中，逐步糾正從西方的共產國際批發來的「左」傾錯誤的同一時期，中國知識界曾經有過一次較深刻的討論。一批注意研究國情的左派學者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或稱「亞細亞形態」的問題，其意在於引證馬克思晚年自省對亞洲古代社會認識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於摩爾根和達爾文的有關論點，來分析中國不同於西方五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性。這本來對於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線希望的曙光。因為以原始灌溉農業為生存基礎，以「群體(家庭)」為社會基因的東方古國，其社會發展過程的確有別於以原始狩獵、採集和畜牧為生存基礎，以「個體」為社會基因的西方。
我之所以也持此觀念，還因為我曾經帶著這個問題，在蒐集了收藏有大量人類文化遺產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和巴黎的羅浮宮的歷史資料後，認真地做過觀察對比。人類從原始氏族共有制社會向古代封建國家制的社會過渡的歷程，東西方差別十分明顯。因為人類在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結構的社會：西方是以個體為基因的社會，東方尤其是中國，則是以群體為基因的社會。中國的第乙個國家政治形態「夏朝」，產生於「夏禹」帶領農業氏族公社對黃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階級壓迫和戰爭掠奪，當然也就不會有類似西方的奴隸制國家。
另一方面，自20世紀20年代起，就像那些力主「科技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學者一樣，一代又一代主張農村社會經濟制度漸進改良的研究人員，始終在為推動適合中國小農村社實際的農業經濟科學的發展而默默無聞地工作著。以梁漱溟、晏陽初為首的中國「鄉村建設派」知識分子，在軍閥割據、土匪橫行的環境中，堅持下基層進行農村「試驗區」的實地研究工作；30年代費孝通等人身體力行開展農村調查等。他們當年之所以未成氣候，並非學術水平問題，而在於這種研究的確不能服務於革命，不能印證階級鬥爭理論，也不能服務於國民黨所代表的官僚資本統治。因此，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始終是「非主流派」。當然，過去的「非主流派」，應該是現在的「主流派」。
以上分析試圖說明：中國歷來走著不同於西方的發展道路。自從西方列強用槍炮開啟中國的大門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停止過結合本國的國情對西方經驗和理論的**。因此，當前或今後一段時間發生一些理論界的爭論也是正常的。而且，從我們這些年在實踐中產生的感性認識出發，可以認為無論哪一方面的理論都還需要有乙個本土化的過程。就我們的農村經濟而言，理論界至今還在混沌之中，尚未見成體系的、確有指導作用的理論產生。這和大多數知識分子長期脫離實際，既不下鄉調研，又不了解國情有關。基層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大可不必被那些自說自話的人搞亂了方寸。
結合上下五千年中國農業文明史，我們不難發現，小農村社經濟傳統與中國「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基本國情矛盾相輔相成。正是由於這個「農業中國」的國情矛盾制約，歷史上大的事變往往是人禍甚於天災，往往是豪強大族佔田導致「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者**大興土木、連年戰爭，導致徭役賦稅過重引發流民四起、社會動亂。這時若遇天災、外患，必致「改革中興」或改朝換代。而其後的第一國策，也往往都是「均田免賦」。所謂「漢唐盛世」，無不與當朝「開疆拓土」擴大了農業的生產力外延有關。
滿人入關後，以少數民族身份維持了近300年統治，不僅在於其迅速地改「跑馬佔荒」為全盤承襲「農業中國」的道統，更為重要的是，清初在疆域廣大的資源條件下，一方面「移民實邊」，另一方面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賦」，在全國範圍內大幅度地調整了人地關係，從而出現了「康乾盛世」。
晚清以降，先是列強入侵，割地賠款，之後又是軍閥混戰。隨著人口的增加，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率已經大幅下降，貧富分化相對加劇。儘管清初開疆拓土增多的農業資源已無作用，但氏族村社內部均衡分配、穩定小農生存這種內部化制度條件下的農村社會，似乎仍可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侵略中國和國內戰爭造成數千萬人口減少(為總人口的20%～30%)。這些調整性變數都影響著人地關係，並出現了明顯的區域差別。其直接表現是儘管南方佃農多，北方自耕農多，但農民生活水平卻是南方好於北方，因此農民革命在北方形成決定性力量。
再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土改」為名給農民按人口分了地；後來***以「『大包乾』15年不變」為名又給農民均分土地。再後來，**又作出「土地家庭承包權30年不變」的政治承諾。
由上述分析提出的有別於現在農經理論的假設是：「農業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正是因為資源稟賦制約，中國歷來並無類似於西方的純粹「農業」經濟問題。我們歷來面對的其實主要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而且，由於人地關係高度緊張，土地作為中國農民最基本的「生存資料」(並非經濟理論所討論的「生產資料」)，只好按人口平均分配，亦即只能體現「非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這也就是說：西方式的農業經濟科學立論的前提和農經微觀研究所追求的目標——「效率原則」，在中國農村還沒有條件作為第一原則來體現——除非人地關係這個制約條件徹底改變。如果此處大膽引入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我們會看到體現中國均平理念的農地初始產權的配置，要麼通過戰爭，要麼通過**「改良」；而且歷來並不存在完整的「私有」產權。這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國家公有制經濟和**集權政治的基礎。
由於上節所述之國情矛盾制約，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都不過導致「均平」農地，於是小農村社經濟內部化的財產和收益分配制度便成為中國社會的「穩態結構」的內涵，天然排斥西方工業革命及其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進步。
到新中國成立時，西方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完成資源瓜分，中國的確已經沒有任何餘地了，且周邊地緣政治環境險惡。中國必須工業化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工業化必須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而原始積累不可能在商品率過低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完成。新中國成立初期，4億農民向5000萬城市人口提供農產品還沒問題。2023年，通脹危機緩解之後經濟復甦，並且在韓戰帶動需求的拉動作用下進入高增長，隨即出現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開展基本建設。2000萬勞動力進城支援工業建設，突然增加40%～50%的城市「商品糧高消費人口」，就突然產生了農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更何況在勞動力過剩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進行積累的方式是「勞動替代資本投入」，這使城市工業品幾乎占領不了農村市場。工農兩大部類無法實現交換！
於是，中國進行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高度**集權下的自我剝奪：在農村，推行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這兩個互為依存的體制；在城市，建立計畫調撥和科層體制，通過占有全部工農勞動者的剩餘價值的**財政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業為主的擴大再生產。我們以最短的時間跨越了原始積累階段，形成了國家獨立所必需的工業經濟基礎。這個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特殊歷史階段，由於人人奉獻、天下為公，故被稱為「英雄時代」。
這個時代給我們留下的，不僅是數以萬億計的、以全民所有為名的資產，供後人以各種名義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是乙個城鄉分割、對立矛盾的二元體制。
過去我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通過農業集體化方式搞規模經營。現在我們也一直沒有放棄搞規模經營的努力，但我國農業人口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就全域性的勞動力過剩而言，「勞動替代資本投入」應是最經濟的選擇；任何區域性地區無論多麼發達，搞資本密集型的所謂現代化農業，其投入產出比相對於全域性性勞動力過剩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們認為：其一，中國只能以勞動密集就業於國家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此作為第一國策(寧可水平低、速度慢)，輔之以全面開通城鄉，調整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以此促進農地上承載的過剩人口，實現非農轉移。其二，若上一提議難度太大，則只好加強農村社群「非市場」的、內部化的財產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設，同時強調打破流通和金融壟斷，通過擴大農業的外部規模來維持小農村社經濟。因此，農民沒有出路，農村不得發展；農業也難成為獨立產業。
從中長期看，今後的農村發展主要有兩個趨勢性內容：一是城鎮化，二是國際化。城鎮化還有另外乙個重要內容，就是一定要成規模的人口才能帶動成規模的消費，才能發展第三產業。
在這方面，山東省的基層幹部群眾創造的經驗非常有價值。例如20世紀90年代淄博市的淄川區和博山區主要是利用**和鄉村組織的政治權威和行政能力，給予輸入地的村優惠政策，讓那些資源過於短缺的山區人口搬到城鎮來。這種跨行政區域、跨社群的優化要素是對小農村社制度的最大突破，有必要認真提煉經驗在全國推廣。
淄博成10萬地調動人口，將其集中到城郊和中心鎮，給的優惠政策仍然是土地。就是把宅基地指標集中放到輸入地的村，讓城郊的農民新村建設按城市的標準建樓房，節約土地，但卻沒有現在城市房地產開發面臨的一系列收費太多和中間盤剝的問題。還是村里的地，只不過是把宅基地指標集中給了城郊農村，然後本村農民搬進樓房，留下舊的房子不拆，讓那些從山區搬來的農民住。我去調查的時候，遇到一戶從山區搬遷來的農民，住進了城郊農民留下的老宅子，兒子進企業，老漢賣豆腐，人口增加了，豆腐的需求量就增加了，滿夠生活的。山區人口搬遷出來也不用再往山里送扶貧物資了；生態恢復，水土保持經費也省了。這就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
中國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農業要和市場經濟接軌，但市場經濟條件下，糧食的大規模增產，反倒會造成了糧食部門虧損。進一步分析現在糧食供給相對過剩是怎麼來的，就會涉及農業的國際化問題。應該看到，主要是一方面持續高產，一方面是大量進口，結果必然造成供給大於需求。
從上述現象來看，農業的國際化對農村發展是有影響的。首先，中國要加入wto，那就必須實行農產品關稅減讓，必須減少對農產品的補貼。但一旦允許進口，國外的大糧商看到有30%利潤可圖，就會衝進來。小農生產扛不住國際大農競爭！國際市場的**進一步**，而國內市場**這麼高，就意味著國外低價農產品及其製成品更要衝擊國內市場。假如沿海省份、大城市都開始吃便宜的美國玉公尺、泰國大公尺，國內小農的**農產品向誰去賣？所以農業的國際化問題是乙個更為複雜的問題。
此外，現在國內大幅度調整產業結構的主要原因，是種糧食的收益比較低。已經高於國際**的糧食，收益還低，還迫不得已調整產業結構。那麼如果國內少種糧食，國外不賣給中國糧食怎麼辦？既然誰都會說農業是基礎產業，糧食是戰略物資，就需要拿出穩定農業、穩定糧食的治本之策。
我國最基本的矛盾一是人地矛盾，二是體制上的二元結構。我們資源量少，人力又大量閒置，假如我們能夠通過深化改革，把人的因素調動起來，與其他要素優化組合，就能保證中國經濟維持穩定，維持發展。
要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第一要穩定人心，堅持**的30年不變，保證農民已經到手的基本財產權利關係不變，這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深化改革的有機統一。現在有人不理解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的關係，我們在實踐中的確感到有必要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給職工和農民分配「職工基本股」「勞動貢獻股」的股權，就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體現，而「只允許賣」的提法正是資本統治勞動的體現。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講的四句話中，第一條是產權明晰。而我們要求改制中勞動者占有自己的剩餘價值形成資產的那個產權必須明確。現在各地農村大量發展的股份合作製，之所以不合學者們的意見但非常有效，就是因為廣大勞動者對自己的產權予以明晰之後有了積極性。所以，深化改革調動人的積極性，要靠產權制度建設。
股份合作製的發祥地，就在山東周村試驗區。周村的股份合作製並不像西方那種私有制，而是集體經濟的不同實現形式，農民作為成員對集體經濟的財產收益權，是通過股份合作製來實現的。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股份制的論述，首先要承認農民的產權，才能夠形成集體的產權。周村股份制改革是「先有長行村，後有王村鎮」。就是集體經濟的所有權維持不變，把價值形態的財產做股量化到每個農民頭上。所以，周村人的創造有全國意義，甚至有世界意義，解決了中國式的堅持公有制集體經濟同時又兼顧個人財產權利的難題，這是西方做不到的。
2023年我們做產業化研究的時候就已經提出：平均利潤是檢驗農業產業化的根本原則。假如哪個地方的產業化不能讓生產者分享到平均利潤，就不是產業化；假如哪個產業化是有利於原來壟斷局面的，就不是產業化。我們希望不要「產業化是個筐，什麼都往裡裝」。企業想要追求短期利潤，那企業可以去**市場搞投機，不要到農業中來；農業投資只能追求中長期收益。所以，搞產業化必須嚴格約束企業，告訴企業家必須建立和農民的穩定的利益關係。我們主張緊密型的利益關係和股份型的合作關係，不主張公司與**合作，農民處於無權的地位。如果企業與農民純屬買賣關係，發生農民撕毀合同的情況就很難處理。地方**也不能解決小農不守信用的問題，不能保護只和農民建立買賣關係的企業。**的保護和政策優惠，應只給和農民建立財產關係的企業，因為他必須實現按股分紅的平均利潤，而且有明顯的社會效益。
總之，新形勢下的三農發展，需要改造我們的學習，重新認識我們面臨的環境，重新認識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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