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缺”即官职空缺，指某一机构中，某官职因主客观原因导致无人担任，致使职位空缺。“补缺”即通过升、降、调、迁等方式补任缺官职位。
相较于文官而言，武官“官缺”更具有临时性、突发性、紧迫性，其“官缺”原因亦多有不同。本章从主客观四个方面阐述武官“官缺”原因。
军事机构的新置是明代武官官缺的原因之一。“缺”，本质而言是一种需求。明代军事制度建立之后，在武官集团内部发生的、因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武官“新陈代谢”而产生官缺，无疑是已有军事制度内部的需求。
而随着外部客观形势的不断发展，原有军事制度逐渐不能应对变化的新局势，制度本身出现“缺”的问题，这一需求是制度层面的需求，亦是整个军事体系的需求，需要从制度上进行完善与补充。
而军事机构的增置是制度需求的显著表现，机构中的新任武官亦是制度需求的一部分。从本质上看，因军事机构增置而新任武官，是应对国家需求、制度需求而进行补缺，故亦是武官补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初，朱元璋不断征服各地，在全国广设都司卫所，基本规定了明代军事分布的基本格局，但这一时期，都司卫所的辖区、数量处于不断变动的阶段，如山西行都司，初设大同都卫时仅五卫，在洪武年间一度达到三十余卫。
建文时，下令削藩，政治动荡，诸多都司卫所被废置，至永乐时，又得以恢复。值得注意的是，永乐时期，成祖为经略边疆地区，置大量卫所，以稳定边疆。
永乐之后，明代军事机构基本定型，直至明末，虽不断有新的卫所设置，但总体变动不大。明初，战乱频发，百废待兴，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朱元璋采纳刘基“奏立军卫法”的建议，在全国建立卫所制度，逐步设立各个层级的军事机构，废罢蒙元旧置，以控制国内军事局势。
随着军事机构的设立与更易，地区对于武官的需求亦在发生改变。明开国初期，为了稳定国内军事形势，都司卫所的设置急需大量武官前往补缺，注籍于一地，世代为军。
永乐之后，军事机构的规模与区划基本成型，大规模的武官流动鲜有发生。但随着军事情况的不断转变，地方对于军事机构的设置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武官的需求亦是动态变化的，不断有武官被派遣地方，或镇戍御虏，或守备盗贼，以补军事机构设置之缺。
军事调动频繁是明代武官官缺的又一重要原因。一方面，明前中期实行卫所兵制，都司卫所常因军事守备不足而出现官缺现象；另一方面，终明一代，北方虏患与沿海倭患始终未能**。
加之地方民变迭起，盗贼流寇时有出没，战时对于武官的需求，以及常时镇戍武官调动均是武官官缺的原因。除此之外，京营军伍需训练操备，而明中期以后，京营官军逃逸严重，京营武官亦时有官缺。
明太祖时，天下初定，都司卫所建置初设已有官缺现象发生，洪武二十三年（2023年）正月，“府军卫指挥佥事何达言，各所千、百户既从征，缺官理事，上命各官应袭子弟领之，无者总小旗偕吏署事”。
洪武二十八年（2023年）四月，又“内外大小武臣，多缺员”。永乐时期，都司卫所缺官亦时有发生。
明宣宗时，都司卫所官缺加剧，一方面，由于先朝武官任职年岁已久，多因老疾致仕；另一方面，世袭武官集团整体质量逐渐下降，地方军伍急需能干武官补守备之需。
加之卫所官军调遣频繁，军伍占役日渐严重，官缺现象时有发生。明英宗时，都司卫所亦常有官缺现象。
而自土木堡事件之后，明代兵制由卫所兵制逐渐向募兵制转变，武职阶官化趋势逐渐加剧，武官补缺亦由补都司卫所官缺转向补地方差遣署职之缺。
天顺以后，都司卫所官缺亦时有发生，但较于前朝已大大减少，武官官缺多补其差遣署职。镇戍武官官缺是明中后期军事守备不足的主要表现形式，亦是明代武官官缺的原因之一。
明前期，多以临时差遣为主，至永乐时，才有相对稳定的镇戍总兵体制。至明中期，镇戍武官官缺逐渐加剧，武官补缺多补其署职。明宪宗时，镇戍武官官缺已然由推举而补。
成化元年（2023年）二月，时四川贼首赵铎，屯聚未散，蛮寇复肆，四川卫军三万七千余人可备调遣，惟都督何洪阵亡，尚缺主将，于是，“兵部请于京营诸将中推举可充总兵者一人，参将者二人，督兵往捕”，宪宗敕“都督同知芮成充总兵官镇守四川”。
明孝宗时，弘治元年（2023年）十二月，甘州地区，以旧例军伍更代于十月之交，而现今番夷出没，缺人防御，于是从守备等官奏，“命狭西官军备御甘州者，岁以四月初旬更代”。
军队的日常训练与备战，需要武官的领导与指挥，调遣武官带兵操练，是武官官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洪武十九年（2023年）三月，太祖命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商暠，“往河南、山东二都司，训练军马，遣属卫指挥率赴辽东听征”。
洪武二十三年（2023年）正月，太祖命颍国公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南雄侯赵庸为左副将军，怀远侯曹兴为右副将军，定远侯王弼为左参将，全宁侯孙恪为右参将，“赴北平训练军马，听今上节制。
武官因罪渎职是明代武官官缺的重要原因。“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明代武官多或因犯私罪、公罪，或因犯其他罪名而致使降职、充军，以致武官官缺。
而明代是中国古代军事法的扩张时期，其军事条例较前朝而言已大为完善。《大明律》中《军官有犯》载：“凡军官犯罪，从本管衙门开具事由，申呈五军都督府，奏闻请旨取问。
若六部、察院、按察司并分司及有司，见问公事，但有千连军官及承告军官不公不法等事，须要密切实封奏闻，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除笞罪收赎，明白回奏，杖罪以上，须要**定议，请旨区处。其管军衙门首领官有犯，不在此限”。
其“区处”手段通常为降职、罚俸、戴罪立功等，严重者亦有充军或死罪。《大明律》中《兵律·军政》共计二十条武职犯罪的律令，其中较为常见，公罪八例，私罪七例。
除此之外，明代武官亦有因其他不法事而降职或充军。武官因公罪而渎职，是“黜陟”的重要原因，“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该笞者，官，收赎；吏，每季类决，不必附过。
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记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时有武官因此而降职、罢职，以致官缺。
其中较为常见武职公罪八条为：申报军务、边境申索军需、失误军事、主将不固守、纵军掳掠、不操练军士、毁弃军器、从征守御官军逃。
有明一代，军士逃亡现象屡见不鲜，命中后期，随着卫所兵制向募兵制转变，军伍逃亡现象更甚，对于军伍逃亡的惩治措施亦在不断发生改变，致使诸多武官因此而降职受惩。
明代武官犯私罪，亦是罢职的重要原因，“凡文武官犯私罪，笞四十以下，附过还职；五十，觧见任别叙；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见任。流官于杂职内叙用，杂职于边远叙用。
杖一百者，罢职不叙。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
若未入流品官及吏典有犯私罪，笞四十者，附过各还职伇；五十，罢见伇，别叙；杖罪，并罢职伇不叙”。武官犯私罪的惩处，与公罪类似，但以其罪名不同、犯罪程度不同，惩罚亦有所区别。有明一代，常有武官因犯私罪而受惩，以致官缺。
其中，常见私罪大致有以下七条：擅调官军、飞报军情、从政违期、激变良民、私卖战马、私卖军器、公侯私役官军。
有明一代，私役官军常有发生，明廷对于此事亦极为重视，然屡禁不止，许多武官因此而降职受惩，以致官缺。
除却上述律条之外，明代武官通常还会因其他诸多罪行而致使降职、罢职，乃至充军。
诸多武官因坐罪受惩，以致其武职空缺。一方面，明代武官惩治，采取以法治军与以人治军相结合，常因“情轻律重”而得以宽宥，对武官犯罪的惩治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国家驭武臣，严失机以惩偾事，开赎罪以责效死”。
然时有武官素质低劣，明廷较为宽容的态度，成为武官纵容的保障，使其犯罪更甚。另一方面，有明一代，战事不断，遇有战况紧急，临阵换将是为大忌，常“宥之”而后“命戴罪立功”。
统治者在肯定武官镇戍、征伐之功的同时，对于其罪采取宽容的态度，有利于团结武官群体，维护军情稳定，提高武官的积极性。
因武官老疾等客观原因致仕，是明代武官官缺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时，对**致仕已有明确规定，洪武元年（2023年），令“凡内外大小**，年七十者，听令致仕”。
明前期，武官老疾致仕多由子孙袭替，以补其武职之缺，而至中后期，则多以推举为主。
武官乃国之支柱，或因年老、或因有疾而导致的官缺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明前期战事频发，因此导致的官缺，多由统治者直接任命，加之武官世袭制度，以保证武官额数。
而至明中后期，武官集团素质下降，武官冗官现象逐渐严重，又历较长的太平时期，武官常年老有疾而不退，以致引发诸多弊端，至战时难以发挥有效的战斗力。
惟其如此，明廷采取了诸多措施，裁罢年老衰弱武官，以补其官缺，保证军队武官的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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