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研判“时”与“势”，把握好“危”与“机”

把握危势中的机会需要高度的智慧。身处危机之中，如同在惊涛骇浪中冲浪，必须对时势的细微变化尽晓于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啸于后而气不馁。保持心态平静如水，就能洞察先机，就敢于顺危而动。

这其中的关健点在于对大势的准确精密的把握，否则，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

咸丰十一年（公元2023年）湘军夺取安庆立下大功，一件影响时局的大事发生了，这让曾国藩再一次站在了进退抉择的路口。

公元2023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6岁儿子载淳继位，年号祺祥，由顾命八大臣肃顺、载垣、端华等执掌政权。

曾国藩和胡林翼虽然身处京外疆场，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集团的利益与未来。二人都预感到了一场潜伏的危机，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胡林翼和曾国藩每日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而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这让他们愈发忧心忡忡。

这些年来，尽管咸丰帝对曾国藩有过猜忌，但总体上还是信赖、倚重的，尤其是实授两江总督，表明对他的猜忌已大为消除，此等信任对曾国藩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新主只有六岁，国之大计今后都握在这八个顾命大臣的手中，自己的命运，湘军的命运，乃至东南大局的命运，都将听命于这八人的安排，这不得不令曾国藩心忧。

公元2023年11月2日，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在北京逮捕肃顺等八大臣，发动祺祥政变。**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在政变发动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初步消息。

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看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被明正刑典。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杀的，也未说明他们所犯何罪。

然而更让他惊异的是，同来的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通过对朝廷局势的深入分析，曾国藩明白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他担心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反而会惹来祸端，于是做出谦卑的姿态，一再恳请辞去节制四省之职。这种姿态使得慈禧更为放心，反而心甘情愿地将大权交给了曾国藩。

处于危势之时，也正是可以顺势而起之时。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就缺少实权和军饷，导致兵力发展缓慢，真可谓是惨淡经营，然而却趁这次巨大的危机，迎来了彻底的转机。

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推断，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了，因为清廷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的，即使湘军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事情，也是能够被谅解的。

曾国藩在认清“天下大势”之后，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安排，而这些行动为后来湘军攻下金陵做了有力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