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杜耒《寒夜》隆冬之夜，寒气凌人，书窗外，一轮孤月挂天心。意兴萧疏之际，有朋来访，欣然起迎，烹茶以待。
红泥风炉上，竹炭渐渐转红，火苗雀跃“哔剥”有声；铁釜上水汽氤氲，釜中开始冒气泡，起初细密如蟹眼，顷刻间鱼眼大小的水泡“咕噜咕噜”密集上冒，釜中“呼呼”如松风过耳，沸汤注入茶盏，主客细细啜饮，谈兴盎然。
炉火、水汽与茶香，使得寒夜变得生机盎然，天上的一钩冷月似乎顾盼有情，窗外一树梅花暗香浮动……这是南宋诗人杜耒在《寒夜》一诗中所描绘的意境，其中“寒夜客来茶当酒”一句，被奉为茶与诗珠联璧合的杰作而备受称道。
诗中展现的寒夜烹茶接待来客的情趣，温馨而优雅，很容易联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不过细细品味，会发现这两首写作时间相隔三百余年的寒夜诗尽管意境相近。
但在待客之道的情调与趣味上有很大的不同：白乐天以酒飨客，杜耒以茶当酒。酒是温热的，扩散的，是破愁散，是忘忧汤；茶是淡雅清新的，内敛的，清醒的，意境幽远的。杜耒寒夜里的一盏清茶蕴藉淡雅，令人其乐融融宠辱皆忘。
但能尽兴，烹茶足矣，何须煮酒？再读白居易的“能饮一杯无”，不觉有略嫌多余之感。在诗中，“茶”与“酒”，除了饮料性质上的不同，还有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很多宋诗选本都收了杜耒的《寒夜》，耳闻目染之余，我也就轻轻放过了。
但一次无意中从《金性尧选宋诗三百首》里读到对这首诗的点评时，顿觉眼前一亮：此诗曾选入《千家诗》中，大家亦很熟悉，但它却是写美感心理之转变的一首很成功作品。
旧本《千家诗》注云：寻常亦是此月，但觉今夜梅花芳香，其倍佳于他日也。单从梅花芳香上去理解，就显得泥了窄了。金性尧先生的目光太独到了，他从这首茶诗中看到了某种审美心理的时代变迁。
这一独出机杼的见解也给予我很大启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意趣，在中国文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所引发的影响，不仅在日常生活，也在文化审美领域上。因而“以茶当酒”的待客方式和旨趣，无论在茶文化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值得一书。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
一部酒的历史，几乎等同一部中华文明史。在古代，酒的原料是粮食、水与酒麹，将蒸熟的粮食与水、酒麹拌匀，发酵后得到的液体就是酒。酒含有酒精，通过刺激大脑中枢，能促进血液循环，使心跳加快情绪贲张，可以助兴，过量则会癫狂。
所以诗人艾青很形象地称它具有“水的外形，火的性格”。酒自出现起，就成了各种场合中不可或缺的饮料，上到敬天祭祖、国事大典，下至宴会雅集、居家待客，酒都充当了重要角色。
古往今来，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诸多溢彩流光的诗篇，当然也不乏种种因狂饮无度而招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下场的记录。但是，随着饮茶习俗的出现，特别是茶成为一种新兴饮料就受到了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青睐，并开始与精神文化生活发生联系。
饮茶从日常七件事之一渐渐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比起饮酒，饮茶要晚得多。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原乡，茶树与茗饮习俗起源于我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云贵川地区，那里至今存在着大片自远古时代延绵而来的古茶树群落，可以推断饮茶的历史理应与酒一样悠久。
只是限文字资料的阙如，相关文字记录很晚才出现。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始有茗饮之事”，战争打破了封闭，西蜀茶事随着秦汉帝国的扩张经营逐渐向九州各地传播。
魏晋之后，随着国内交通的拓展，各地往来频繁，茶叶开始流向长江中下游的广大江南地区，饮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食桌和客厅的必备饮品，这不仅改变当时的生活习惯。
并且随着饮茶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与文化创造相联系，在丰富了文学表现领域的同时，也引起文化意识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轨迹，从饮茶在魏晋与唐宋的文学领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大致可以看到某种端倪。
文学史上，对上述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学特色分别有“魏晋风度”与“唐宋风流”之类的说法。从文化上看，魏晋风度与唐宋风流不同。
这种不同，虽然有很多原因，但是饮茶风气的普及，并且由于这种新饮料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引起社会经济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魏晋风度
不得不提当时在士人中风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服药、清谈、放诞、狂狷、任性、游山、乐水、写诗、弹琴、长啸、享乐、颓废，等等。这些“在乱世中如何精彩地活着”的人物与故事，很大程度上都与酒的激发有关，可以说在魏晋时期，整个社会都浸泡在酒缸里。
难怪鲁迅要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题来阐述当时的士人生活与人生态度。魏晋名士以竹林七贤最为代表性。所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篇的说法是指陈留人阮籍、阮咸，谯国嵇康，河内山涛、向秀，琅琊王戎。
七人气味相投，日日聚集于竹林之下，狂歌笑傲，肆意酣畅。竹林七贤，个个是酒徒，《晋书》和《世说新语》中，记载他们酒后行状的文字不但多而且传神，试举几例—刘伶，自称“天生酒徒”，撰有《酒德颂》。
常乘鹿车，携一酒壶，使人插锄头而随之，谓曰“死后埋我”。阮籍，善诗，建安七子之一，尤嗜酒，《晋书·阮籍传》：“嗜酒能啸，善弹琴。”据说他当官是为了喝酒，“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储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山涛，善饮，《晋书·山涛传》说：“涛饮酒至八斗方醉，武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嵇康，《世说新语》：“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倾。”
这个酒鬼名士榜还可以罗列下去，流气所及，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莫不魏晋名士纵酒，有着深刻的时代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生态极为险恶，文人名士一不小心就会招来不测。
为了躲避现实环境，只能韬光养晦，沉醉在酒缸里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选项，正如《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因此魏晋名士酗酒乱酒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世人指责，反而获得欣赏，甚至被视为一种“风度”加以推崇，就是因为在诸多士人嗜酒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在乱世中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晋书》中记载了很多身处于大动荡时期因酒避祸的名士。
阮籍家有好女初长成，晋文帝为皇子向他提亲，阮籍推不得躲不得，只好躲进酒瓮里，连醉六十日，弄得上门说媒的只好放弃。顾荣出身南方高门望族，晋灭吴一统天下，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被招到洛阳当官，他拼命饮酒，终日昏酣，借酒醉避祸。
并且对朋友张翰说“惟酒可以忘忧”。就像在十九世纪**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套中人》中，“套子”是人们在新旧交替的乱世中逃避现实的隐喻一样，“酒”就是魏晋士人的“套子”。
魏晋士人的嗜酒、纵酒，不仅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同时也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感染。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都面临重大的转型。
儒家、经学因其凝固、僵化无法适应魏晋时期的社会变动，人们开始从儒家以外寻找能够适应乱世的思想资源，于是老庄思想开始复苏，包括从道家衍生出来的方术神仙思想。
由于呼应了乱世中的人们渴望从现实社会中超越与升华的需要，缓解其内心的绝望感和茫然感，神仙思想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修仙即是“修真”，起源于老庄哲学，庄子《大宗师》有云：“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于是厌倦了现实残酷的政治斗争，从庙堂抽身退出的名流高士纷纷踏上求仙之路，登高山，履危岩，探水源，临清波，盘桓林下，采集灵草。
寻找现世之外的乌托邦，即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这种访仙问道的时代风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游仙诗、招隐诗和志怪文学的流行。它们都是乱世中人们渴望高蹈于尘世之外，挣脱现实羁绊愿望的反映。
结语
可以看出，唐朝诗人文士，已经从饮茶中探索到一个飘然欲仙的新境界，这种精神感受，与魏晋名士依赖酗酒吞药来获得癫狂体验以超脱世间无奈的追求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这一风气，到了宋代，随着茶文化的兴盛而被发扬光大，两宋文坛巨匠，如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一直到杜耒，诗家之外几乎都有一个“茶人”的头衔，他们在文学书写中将饮茶提升到一个诗情禅意的境界。
有如大江大河在经过激流险滩“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之后拐了几个弯，进入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境地，这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参考文献
寒夜》问刘十九》
千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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