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魏晋时期名士阶层的兴起发展来**其与魏晋风度和魏晋艺术哲学的内在关系，从名士的权力层面和知识结构推演出魏晋意识哲学的生命的向度，并认为魏晋艺术哲学、魏晋风度的生命特征具体表现为，魏晋名士行为层面的不拘礼法，洒脱不群。
魏晋名士姿态上的闲雅从容，或疏放恣性；魏晋名士思想维度的共情万物，清谈析理。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一般说来自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汉献帝逊位，魏王曹丕即帝位开始，至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晋恭帝禅位，刘裕称帝改元永初为止，共计两百年。
魏晋时期堪称中国史上最为纷乱的大动荡时期，这两百年内，在短暂统一与长期**的交错现况下，人的生命随时面临朝不保夕的困顿，兵锋四起、四野荒芜的生活，同时也焕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谱写出了王粲《七哀诗》“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样的诗句，流露出对残破荒凉情景的悲叹情怀。
而在这个时期，无***经济或文化群体的概念，都面临了先秦以来的第二次大转折，世局纷乱更迭的魏晋时期，各朝君主在谋求政权巩固的因素下，不得不寻求世家大族的支持，而这种利益妥协，互取其利的特殊政治发展形态。
也逐渐形成历史上独树一格的门阀政治现象。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一朝有一朝的面向，然而政权会随着时代兴革而产生更替，但民族文化与社会群体发展的渊源却有其延续性脉络可循，在魏晋士族阶层的兴起的同时，也呈现出这个群体对自然、生命追寻和慨叹。
魏晋社会阶层的演化，最显著的发展就是“士族阶层”的兴起和发展。所谓“士”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总称，而“士族”，则是魏晋时期由这些知识分子所形成的特殊群体。对于“士族”概念，**曾指出“在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之后，士人的宗族便逐渐发展。
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两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
由此可知，“士族”通常指古代知识分子或原本掌握地方经济的豪强大族，提供宗族子弟研习经学儒术，并透过术业学识的钻研累积，继而掌握仕宦的途径，最后藉由政治得势之后，拓展宗族的经济财势，逐渐演化为“士族”阶层。
而经过这种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使得“士族”在西晋逐渐成为主导社会运转的特殊阶层。与以往“大族”“豪宗”的显著不同为一个宗族纵使资财万贯，但要迈向成为“士族”的必要条件是政治权势和术业学识，差别在于“士族”具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属性，是掌握政治权势与学术文化的特殊阶层。
通常来说“士族”最基本条件并不局限于家族血缘和居住的区域，而更重要是在仕途上的显达，也就是说政治权势是“士族”的立足之本。具体来说为官要居五品以上，而且累世入仕在三代以上。最初，汉末时局动荡，不仅限于父子兄弟同宅居住，而是聚集同姓宗族同居共财，在家庭结构上呈现家族成员累世同居的社会现象。
其目的是依靠凝聚向心力，相互支援并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势力，通过家族势力的影响，开始有家族子弟担任地方**机构的幕僚，家族子弟通过察举征辟制，逐渐向高层发展，进而去控制各级地方**。
而这些家族子弟一旦当权，他们家族内部同源同姓之人往往享有被优先举任、入士的特权。这样，就演变成为一种循环，无论是官方的察举，还是民间的“清议”，基本都被地方大家族左右，由于已经具有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修养的优越性，他们逐渐由区域性社会势力，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社会势力的群体。
为了巩固家族势力，后代子孙必须保持家族先者既有的稳位，继承父祖爵位，每个世家大族要三世以上官冕不绝，这样家族才能保持昌盛而成为“天下盛门”，其家族子弟可为“士族”，或有一代无法接续，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地位，无法继续保持累世公卿的禄位，那么整个家族就有门户中衰的危机，且无法称为“士族”。
术业学识是“士族”的传承的内在根基。除了保持累世公卿的禄位之外，在“士族”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累世家学”。两汉时期，儒术为尊，讲究经学，以儒学取士，而当时若干名儒对经学各有解说，称之为“家法”。
因此，汉代治经学极为注重家法之师承，而传承经学学问的人，又往往将此作为家学，不肯外传，只授给本族子弟，正如钱穆所言“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儒学在士族家族内部，作为文化核心的传承，不曾停滞。因此累世家学经过历代传承，逐渐成为儒学家风。而垄断经学儒术之道，使得族内子弟能够明经而修行，以其家学显名当世，从而取得入仕朝廷、典任机要的机会。
可以说，魏晋时期的儒学根基是被“士族”牢牢掌控的，这不仅是加官进爵的途径，更是保持家族名望与地位、维系家风、增强家族凝聚力的文化手段。
直到南朝，因寒门武士掌权，传统“士族”的政治权势式微，但他们仍然依靠“累世家学”来维系其社会地位，致力于家族的文学、艺术及学术的承传和发展。
自魏晋时期“士族”统治制度逐渐形成后，作为掌握政治权势、学术文化的社会特殊阶层——“士族”，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理想、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能够代表这个时期“士族”整体精神风貌的就是鲁迅在2023年7月广州发表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魏晋风度”。
从此“魏晋风度”被作为学术概念广泛使用，也是他对魏晋时期的士人风尚的诗意化得概括。魏晋名士，这些属于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面对着篡夺频繁、相互**的政治环境，试图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中寻求灵魂寄托，寻求安身立命的理论。
而老庄的虚无思想，也正是魏晋名士对当时的政治压迫和礼教束缚的一种反抗。他们看不惯，也不想忍受那些烦琐法度，还有儒家道德中虚伪的忠孝仁义。他们希望可以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无欲无求，逍遥清静。
这种思想成为魏晋名士的灵药，他们在理论上加以阐释，使之成为玄学。在玄学的影响下，他们的言行举止充满了虚静玄远、自由洒脱的意味，生活充满了浪漫情调和审美趣味，其内在之思想意绪与外在之风神韵仪融为一体，成为后人追慕不已的“魏晋风度”。
魏晋名士虽然存在个体性的差异，但又以某种共通的精神内蕴作为联系，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象征，洒脱飘逸的姿态和优雅从容的精神内蕴就是魏晋名士崇尚的最高境地。魏晋名士所独具的面貌，多有不同之说。
而记录名士的《世说新语》被认为最能彰显出名士风貌的“风流宝鉴”。一书中所载的名士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及自由的精神，来概括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言行底蕴和理想追求。魏晋风度在士人日常行为上表现为不拘礼法，洒脱不群。魏晋名士不拘礼法的言行，受到了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影响。
魏晋风度在思想层面表现为共情万物，清谈析理。共情万物，是魏晋名士在情性生命中，真实展现出的尚情之风，这是魏晋时代精神的表征。魏晋名士，在时代动乱、战争频发的时局下，对人生的感伤，以及对生死存亡的体会，往往来得愈加深刻而真实。
文人敏锐的内心受到情感撞击时，热烈的感情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抑制。对万物的怜悯，对生命的消逝，便以最深沉的方式来表达，在世人眼中，那些看似怪诞、不合规矩的言行举止中，隐含着真情、共情的大爱情怀。
在魏晋名士们狂傲不拘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沉而真挚的感情，他们对死亡的感受是敏感而深情的，王子猷、王子敬手足情深，当时两人都在病中，而他得知胞**敬离世的消息，在奔丧之际，他拿着王子敬生前的琴，想弹奏，却弦音紊乱。
王子猷外表看似不悲不哭，实则内心哀痛万分，王子猷痛心疾首，月余也死去。兄弟之情，何等凄绝！魏晋名士的尚情之举，不仅显出内情之丰富、生死之悲恸，也凸显其对情之所致，毫无保留的天性。魏晋==风度，之所以为后人传颂不已，不仅在于其举止之从容、行为之洒脱，更在于其深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参考文献。1］**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的关系。收录于《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社。
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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