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中国足球迎来“大审判”。当年三月，江津、祁宏、申思和小李明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被批准逮捕，四人涉案金额共计八百万元。
涉事案件要回到九年前，二零零三年联赛最后一轮，在上海中远与天津泰达的比赛中，时任天津泰达总经理的张义峰通过中间人行贿。最终，上海中远输给天津泰达，后者保级成功。
时至今日，祁宏依然被多数人认为是中国足球最好的影锋，一个被对手铲倒在地都不会吐一个脏字的球员，“他不像其他主力球员那样，喜欢对教练是否安排自己上场提出意见，祁宏是很听教练话的。”
但祁宏却在中国足球的大染缸中沉沦，这是一段独属于上海滩足球的往事，其中夹杂着横跨十几年时间的恩怨。
想要追究祁宏和申思为什么从“哥俩好”好到蹲监狱的缘由，要回到二十多年前，徐根宝执教重组后的申花的那个冬天。
申思祁宏
申思似乎比同龄人早熟，一九九三年，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申思就是当时国奥队的一员。
一九九四年，申思以国奥队核心的身份进入上海申花，但因为技术特点不符合徐根宝“抢逼围”的要求，他并没有在申花占据主力位置。
一九九五年对上海申花来说是**一年，但那一年对申思来说过得并不好，他常常在五角场肯德基独自吃着快餐。
那一年联赛打到最关键时候，申思绕过申花，直接向中国足协递交转会申请。报道出来后，引起轩然大波，但最终未能成行。
一九九五年对申思是道坎，对祁宏却是在上海滩大红大紫的一年，由于联赛中期几位国奥球员被征召，足协杯上徐根宝开始起用年轻球员，其中就有祁宏。
祁宏上场后不负众望，连续进球，这种势头也被延续到联赛里。加上容貌姣好，他立刻成为当时已经明星云集的申花队里，最有人气的球员之一。
随着申花迎来外教时代，球队风格逐渐开始重视技战术成分，申思越来越受到重用，在安杰依、墨里西、彼德洛维奇等主教练带队期间，他迅速成长为队内的进攻组织者。
然而等到二零零一年，申花俱乐部重组，徐根宝出山重执申花教鞭。申思旋即向申花提出转会申请，准备前往同城兄弟球队、联赛升班马上海中远。
深知徐根宝和申思两人嫌隙的申花高层并没有进行劝阻，只是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被徐根宝视为新申花阵容打法中至关重要的祁宏，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也提交了转会申请，离开了申花。
在米卢的国家队的那段时间，申思和祁宏一直都是室友。
二零零零年黎巴嫩亚洲杯，是祁宏国家队生涯的转折点，那个时候申思已经是这支球队的主力，祁宏在本届亚洲杯上凭借自己的表现，开始打动米卢。
二零零一年，上海中远在徐根宝带领下升级成功。然后，徐根宝就回到了上海申花。
初入顶级联赛的上海中远一掷千金，投入之大令所有俱乐部不敢想象。在第二年初正式生效的合同中，祁宏年薪高达三百万，申思年薪二百五十万，这是中国足坛首次向内援开出如此**。
祁宏说，转会中远，申思对他的影响最大，“那几年我和申思的配合很默契、很熟悉。另一方面，申思去了中远，让我对中远的前景多了一份信心，如果这家俱乐部没有实力，申思怎么会过去。”
在上海中远，祁宏和申思的神勇表现，也配得上给他们的高额年薪。作为那个时代上海乃至全国最优秀的中场球员，两人在球队进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申思、祁宏的奋力拼杀，也许在二零零三年，上海中远就无法在最后一轮保留获得争夺冠军的希望。
但也就是最后这场亿万人关注的比赛，将祁宏和申思卷入了反赌打黑的旋涡。
末战内幕
二零零三年联赛尾声，足协方面准入规则的漏洞，让重庆力帆故意输球以留在中超的笑话发生的可能性陡增。
另一方面，天津泰达必须战胜中远才能保住中超资格，并能避免重庆队输球保级的荒诞场面发生，这对于中国足球**的影响太大。
所以，上海中远本场比赛只能输，不能赢。
不过当时上海中远仍有夺冠可能，张义峰向上海中远投资人徐泽宪的助理王国林，提出“这场球能不能放，六百万、八百万都可以”，但遭到拒绝。徐泽宪明确表示，“中远只要冠军，不要钱。”
天津泰达为寻求保级，在徐泽宪不接招的情况下，只得买通足协副主席来做工作，这一诉求与足协本身的利益不谋而合。
同样需要上海中远输球的中国足协副主席找到申思，“接到任务”的申思受宠若惊，一口答应下来要做通关键球员的工作，“比赛前去赛场的车上，还在向祁宏、江津他们布置‘工作’。”
在申思看来，有人找他办那么重要的事，是看得起他，认可他的能力，“那段时间，申思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号人物’，领导让他做‘大事’。”
于是，张义峰在足协副主席的授意下，给申思八百万元来打点中远队内的核心球员。而负责牵头这场假球的申思，为的也不是钱，而是与权力接近的荣光和利益预期。
翻看那场比赛的记录，有文字转播**如此描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现在申花队客场落后两球，而中远队主场一球落后，中远队并没有压上积极进攻，今天中远队的表现确实令人感到意外。”
最终，上海中远主场输给天津泰达，天津泰达得以保级成功，中国足协“输球保级”的规则漏洞被堵住，而客场输给深圳队的上海申花以一分优势夺冠。
徐泽宪在赛后喟然长叹，但他依然相信他的球员和中国足球。直到八年后他得知事情的真相后痛骂：“一年四百万都不满足，简直禽兽不如。”
失冠两年后，徐泽宪把上海中远迁到西安，一年后，他彻底退出球队，从此这支队伍成了不停迁徙的流浪者，成为易帜大户。
二零一六年，江津出狱，说起往事：“我真的不缺钱，我在上海，一年是二百四十万，比赛奖金一年也有四百万。”
那场比赛之前，江津收到的装满两百万元现金的行李箱，直到专案组调查时，都还在他家里没动过。
当申思与他商量做球时，他考虑的是可以还老东家天津队当年坚持让他上场、帮他恢复状态的人情，于是默认。
有意思的是，当时四名涉事球员的**律师为他们进行从轻处罚的辩护理由基本相同，“球员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制意识淡薄，中国足球大环境的恶化导致他们身不由己”。
二零一二年四月，随着四名球员离开法庭被押解回看守所，等待法院的择期宣判，当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的中国足坛反赌大案已近尾声。
但众所周知的是，它最终没能真正洗净中国足坛沉积已久的“假赌黑”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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