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不止埋葬着康熙和乾隆这两位在易学史上有重要席位的治易皇帝，在那里还长眠着另一位有治易之举、在易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的皇帝，他就是康熙帝的父亲、乾隆帝的高祖，清朝入关后的第一帝，也是亲自选定清东陵、第一个入葬这里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
顺治十三年（2023年，丙申年）十二月十五日，根据政治需要，清世祖顺治皇帝敕令国史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傅以渐，由他带领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曹本荣，对明朝永乐年间修纂的《周易传义大全》加以增删，主要是删掉其中“华而寡要”的内容，增加之后三百年来“儒生学士发挥经义”所形成的“折衷诸论”，力求做到“并加采择”“简切洞达”，以期达到“阐明四圣作述至意”的目的。
傅以渐是顺治三年清朝开国取士的第一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曹本荣，顺治六年进士，官至国史院侍读学士。二人受命之后，历时二十个月，完成了增删编纂工作。顺治十五年（2023年）十月。二人上表进呈书稿并序稿，并请顺治皇帝御定书名。这部书稿上报之后，似乎没有马上刻印广泛发行，仅仅是“上备乙览”，因为纪晓岚等人说“外间莫得而窥”，说其原稿还收藏在曹本荣后人家里。直到乾隆四十二年（2023年）因修纂《四库全书》而征集书籍时，“湖北巡抚陈辉祖乃缮录进呈”，纪昀等四库全书修纂官根据《五朝国史·傅以渐传》里“纂修《易经》通注》”的记载，为这部易著补题书名为《易经》通注》。
得一居士在研究康熙乾隆两朝治易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二帝及相关史料关于《易经》通注》的记载。不止于此，康熙五十二年（2023年），康熙皇帝亲力亲为，率领李光地组成的专班，在其之前编研撰著《启蒙附论》等著作的基础上，历时二年修纂《御纂周易折中》。在《御纂周易折中》御制序中，他说：“朕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认为以往注疏解说《易经》的书籍都是驳杂的大全，而非纯熟的专经。他能说出这句断语，并把自己的这部易著定名为《周易折中》，显然是对他皇考敕令“折中诸论”、修纂《易经》通注》这事不太清楚，或另有什么隐情。否则的话，他既不会下断言去捲他老爹的面子，也不会以自己的折中之作否定其皇考的敕令折中之作。
顺治帝敕令傅以渐等“并加采择折衷诸论，简切洞达辑成一编”，傅以渐曹本荣“恭承敕谕纂修《易经》”。康熙皇帝“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无论是采择、编辑，还是纂修、御纂，都是选取汇辑前人的既成见解，并不是撰著新说新论。这一点，康熙皇帝非常清楚，因为他曾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初五日批评负责修书译书的武英殿**，指出他们译错了“纂”字，并告诉他们“把各书、文章汇集一处称纂”。因此，无论傅以渐纂修的《易经》通注》，还是康熙御纂的《周易折中》，其实都是前人观点著作的汇集，都没能跳出前人的窠臼，甚至几乎没有出新开新。并且，康熙的《御纂周易折中》，还有个前提，即“上律河洛之本，下及众儒之考定”，这里隐含着的潜台词，就是尊朱崇邵、先朱后程，把朱熹的易“本《图》《书》”与邵雍的“先后天之论”作为自己修纂的基本原则，把朱熹的易学观点凌驾于程颐的易学观点之上。
如果说，邵雍的“先后天之论”还有可取之处，而朱熹的易“本《图》《书》”之说以及《周易本义》的《易》本卜筮之书、占者之用等错误观点，则完全把康熙的治易实践导入歧途，使其《御纂周易折中》不过是精选的驳杂大全而已。
客观地讲，傅以渐坚持“圣人持世之书，非谶纬术数之书也”，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基本正确的，更是难能可贵的。其可贵之处，在于直接否定了朱熹等人的《易》为卜筮之书、为占者之用说。说他的这个观点基本正确，是因为他把《易经》看做是“圣人持世之书”，此说有失偏颇。得一居士认为，《易经》确实是教人致得成德、使人成子致圣的圣经秘籍，但观玩学习运用者，不一定是圣人，也不是非得君子，而是所有有志于开物成务、崇德广业的人。无论他是初出茅庐的潜龙，还是有待驯教的牝马，无论他是在田施德的现龙、在天御极的飞龙，还是直方兼备的抚民贤臣、黄裳中文的柱国忠良，《易经》都是使他吉无不利的有益参鉴和方略秘籍，而不是高不可攀、望而却步的“圣人持世之书”。至于其“通经者，帝王取士之法，非诗赋策论之法也”，这个判断也有失偏颇，但还能说得过去。之所以偏颇，是因为贯穿《易经》的宗旨与主题，是“开物成务”，是“崇德而广业”，是“易简之善”所对应、所匹配、所期求的“至德”。至于《易经》的具体内容，可以见仁见智，无论王者取士用人、行权成事，还是言者修辞论道、赋诗献策，皆如《系辞传》所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只不过，这里的“易”，其内涵可不止于《易经》，还有《易经》之前的阴阳八卦易、蓍筮占断易（这个本来叫周易）。它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一直以来，都属于“易”这个概念的外延。因此，用“易”单指哪一个外延，都是片面和有失偏颇的。
至于傅以渐等对《易经》以及《易传》卦辞章句的运用，其中也存在许多因为不能正确理解其义而形成的不恰当用法，如“皇帝通德类情”等。通德类情，典出《系辞传》，其原文是：（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德，不是德性、品德的德；情，也不是情怀、情感的情。所谓“通德类情”，指的是八卦的功能作用。把它扣到皇帝头上，显然是张冠李戴。傅以渐等之所以这么用，毫无疑问，是由于未能理解领会其中的真正含义所致。
抛开《系辞传》等这些所谓“外篇”的基本易学观点，就其对“内篇”即各卦卦义的认识理解程度来看，与真正认识各卦卦德、正确领会各卦卦义，可以说相距甚远。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讲，二人没能正确领会哪怕是一卦之义。
这也并不奇怪，何止傅以渐曹本荣，此前程朱，此后的康乾二帝，以及帮助他们修纂《御纂周易折中》和《御纂周易述义》的李光地与傅恒，又有哪个通达卦德卦义？比较而言，倒是傅曹二人既不迷信程朱，也不偏执《图》《书》，而是用汲取前人的理性认识，结合自己对易卦的客观审视加以说解。这一点应当是十分可贵的。
乾卦》言括君道、君君之道，《坤卦》言括臣道、御臣之道，这是正确认识理解《易经》最基本的基础和前提；《遯卦》推演点化凝聚民众防止脱离之道术权谋，《升卦》启示告诫如何推君选帝的观念机宜，如此等等。而前述这些，《易经》通注》以及《御纂周易折中》和《御撰周易述义》的修纂者，竟然无一能识。
字雨田者意蕴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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