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体和个人从其集团所得到的社会性遗产。”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苗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给我们展现了湘西苗族的纯朴生活及风俗民情。这部作品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的爱情悲剧。《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桃源。这里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图财害命的金钱交易，没有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的官场交易，有的只是纯真的友情、真挚的关爱。这里的民风是那样的纯朴，这里的民俗是那样的神秘，这就是苗族文化的魅力。
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据2023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苗族共940万人，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南、广东等省（区）。其中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及其相连的广西融水、三江两自治县这一片苗族聚居区、人口达220万。湘西的花垣、凤凰、吉首为中心相连的保靖、沪溪和贵州的松桃这一片聚居区，人口达150万。《边城》的故事发生地茶峒所在地属花垣县（旧称永绥县），据2023年人口统计材料，全县15个乡镇总人口116146人，苗族人口101514人，占86%，除茶峒镇、花垣镇，吉峒乡，这三个地方是苗汉杂居外，其余12乡皆是苗乡。汉人的比例大一些，它是苗族汪洋大海里汉人的一只孤舟。《边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左右，那时人口比例估计与2023年的统计不会有太大出入，可见《边城》完成是一座苗族文化生活的城。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贵州通南志·土民志》谓：“夫苗族之在中国，论者谓尚在汉族之先，彼族君长如蚩尤者，明乎天道，……实始造兵为剑铠矛载以古威天下，其才实横绝一代。又如中国周秦之刑法，亦实始于苗族。由是观之，苗族之开化亦与汉族同时。徒以涿鹿战后，一蹶而不能复振。加上虐威庶戮，胥渐泯戮……以致日渐退化，保残喘于一隅”。“古代苗族，右洞庭左彭蠡”，“屡经挞伐之后，始渐西移。秦汉时犹以湖南为中心，……此后乃愈益穷蹙，聚息于黔川桂，而以贵州和湘西为其集中地”。此段记载，较准确地评述了苗族先进中断，长期迁徙、大幅度散居的基本原因就是战争及历代统治阶级残酷压迫。
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则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受热情驱使而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的目的的。”“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发展程度。”由于苗族先民不断的迁徙，大范围内的散居，使各群体间难于联系交往。加之苗族不断受到强大外力的进攻，排挤，随时处于战争状况和经常受歧视的处境，使苗族的历史成为一部血与泪交横的历史。
边城》的所在地茶峒的地理位置处在武陵山区。这里山险水恶、人烟稀少、野兽出没，是战争和民族镇压政策，迫使苗族先民从环境优越的平原，迁徙到这险山恶水之地。给当地苗民造成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伤害，给心灵造成严重的影响，在《边城》中处处能体现到这一点。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巧，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我们发现在像翠翠这样“优美”“健康”“自然”的苗家少女，其心灵是纯洁无瑕的，但就是这样的心灵却随时蒙上一种恐怖的阴隐。这是一种深深的隐痛，“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作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这里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的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流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和自由天地。这种迁徙是悲壮的，是痛苦的、是惨重的，翠翠的恐惧举动是历史所造成的。正如印第安人的历史一样充满着血与泪。伤痛无数代的苗族人的心，给幼小的心灵长期笼照着阴影。马克思说：“在认识对象，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虑一切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
对于这种迁徙、这种血泪，流传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古歌《迁徙》说：“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人住在水乡边的地方；打从人间出现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众要从水乡迁去，苗人在句吴水乡四处捕鱼啊，苗众在水乡边的陆地找地方。”苗民把民族镇压者称为魔鬼，可见苗族人民对民族镇压者是多么的恐惧，这样恐惧深深的烙印在每个苗族人民身上，就连年幼无知的儿童，见了外族人也叫其心惊胆颤，一个民族在四千多年的民族镇压下，造成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边城》这个地方大部分居民是苗民，使我们从《边城》作品中会深深的感受到，边城也是在汉族统治下的边城，只不过这里的统治者实行以夷制夷的制度，作品描述到茶峒“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茶峒地方凭水筑城。”“凭水依山”筑城这是汉族人的特长，茶峒这地方是汉族镇压苗民起义而修筑的军事驻地。边城这地方也是险山恶水之地，但贪婪的汉族统治者仍对苗族实行民族剥削压迫政策。导致无路可退的苗族人民奋起反抗，从先秦直到**年间，这种反抗，一直都没有停息。苗族人民付出了血与泪的历史换来了这险山恶水的生存空间，因为在这样恶劣的地方，大多数汉族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汉族统治者便减轻了剥削与镇压，汉族区实行以汉制汉，少数民族区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正如在《边城》中的茶峒城一样，一切都是那样的宁静和自然，苗民的生活方式一切按照自己的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地方还有个厘金局，办事机关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庙里，经常挂着一面长长的幡信。局长则住在城中，一营兵士驻扎老参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扎着军队外，其余的士兵仿佛并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苗族与汉族表面上是和协的生活在边城中，但却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冲突。
在《边城》中主人翁翠翠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戍军人，是汉族人。翠翠本身是汉文化和苗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在《边城》中，翠翠父母是自杀身死，翠翠母亲怀了身孕，这使翠翠父亲面临要么逃走，要么自杀的二难选择。是什么样禁忌使年轻人因轻率造成的过失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异族婚姻使然！种族歧视使翠翠父母的婚姻面临巨大的压力，这是她们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朱光潜曾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这是血与泪的交横，是一个民族的伤痛。当两种文化相冲突时，占领导的文化便开始一步又一步的侵蚀着被领导民族的文化，使其被同化或消亡。
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题记中说道：“二十年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人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这是沈从文感到最可怕的，一个古老民族文化正一步一步被同化和消亡，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冬天回到湘西，感触到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亡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对这种现状的担忧作品中多次现出。
翠翠的爷爷是一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他称得上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作品中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作品中多次反映。“在黄昏的河边，当翠翠一个人在岸上时，她猛想到：假如爷爷死了？她莫名其秒地害怕起来，大叫爷爷，执意让爷爷上岸来。”这种对当前和未来不详预感，在**中十分强烈，多次出现，喻示古老的苗族历史将会中断。这种结果是谁造成的呢，是其异族的侵蚀。我们注意到促成渡船老人之死的最后诱因是中寨人的奸诈。他歪曲二老的意思，又引发老人的负罪感，在旁敲侧击中残酷地断送了老人残存的信心。这是苗族文化被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去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渡船和白塔是苗族古老文化的象征，它们也随着老船夫一同消亡的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所有苗族人民感到心情沉痛啊。
苗族人民的历史是沉重的、是痛苦的、是苗族人民用血和泪浇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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