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北方一位肥胖的领袖毅然站了出来，他高呼：再也无法容忍，必须讨伐杨国忠，清除国家内奸！
这位领袖便是安禄山，当时他兼任范阳、平卢和河东三个地区的节度使，堪称北方备受瞩目的重要人物。
安禄山的号令激起了广泛响应，引发了大唐帝国最严峻的考验：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持续了整整八年，使大唐帝国由鼎盛转向衰落，几乎岌岌可危。自那以后，大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与地方军阀共同存在的时代。
然而，一个重要问题摆在面前：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场动荡？
历史学家和备受尊崇的百家讲坛嘉宾于赓哲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一乱局的本质原因实际上只有一个！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安史之乱"将大唐帝国一分为二，上半部分是高度集权的**政权，下半部分则是被军阀割据的地方政权。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推动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呢？
1、我们可以追溯到政治党争。
在现代社会中，一些领导者喜欢让下属互相角逐，这样他们的下属将争相表现，争取领导的关注和资源，以获得更大的权力。事实上，在古代，一些帝王也采用这种策略，他们不希望臣子们过于团结。唐玄宗就是其中一个擅长运用权术的皇帝。
在唐玄宗的统治下，朝廷内部分为两派，一方是文官集团，另一方是功绩出众的**集团。简而言之，这两个派别代表了通过科举考试晋升的文人精英和通过政绩表现上升的干部。唐玄宗乐于看到这两派之间的竞争。
早期，文官集团的代表是张说，而**集团的代表则是宇文融。然而，当这两位领袖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的继任者分别是张九龄和李林甫，两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然而，结果表明，张九龄无法与李林甫匹敌。这显示了高尚品德和卓越才华的人，很难战胜那些深谙权谋的政治家。
在张九龄失败后，唐玄宗重新选择了杨国忠作为他的亲信。杨国忠擅长财政管理，虽然在政治上稍显乏力，但他背后有强大的支持者，杨贵妃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杨国忠和杨贵妃可以在政治舞台上竞争。
唐玄宗虽然看起来年事已高，但实际上非常精明。他不仅在朝廷内部维持平衡，还在**人之间保持平衡，绝不允许太子的地位过于强大。他曾废黜太子李瑛，而后继太子李琩备受支持，包括李林甫在内。
然而，太多的支持让唐玄宗感到担忧，因此他放弃了支持李琩成为太子的念头。这表明，在唐玄宗治下，不管是谁，只要实力过于强大，即使是亲生儿子，都会受到怀疑。
后来，在高力士的推荐下，唐玄宗选择了李亨作为太子，后来的唐肃宗。此外，唐玄宗还在军队内部维持平衡，让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将领相互制衡，因此，安禄山和西北地区的哥舒翰等人并不属于同一阵营。
唐玄宗还警惕大臣和边防将领之间过于亲近的关系，因此，杨国忠等人与安禄山的关系非常疏远，这正是唐玄宗所欣赏的。因此，为了追求权谋的快感，唐玄宗喜欢看着自己的下属互相竞争，特别是看着安禄山和杨国忠争斗。然而，最终，唐玄宗玩弄政治权谋时走得太远了。
2、安禄山权力的过度膨胀
唐玄宗的一生都在维护权利的平衡，但在安禄山身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实际上就像一个猎人终其一生的狩猎，最后却被自己饲养的猛禽啄瞎了眼睛。
安禄山擅长讨好上级，善于舞蹈（如胡旋舞），还与杨贵妃建立了亲密关系，这让唐玄宗后来感到头痛，结果让安禄山兼任了三个节度使的职务。
安禄山拥有这三个节度使头衔，权力之巨实在令人咋舌。在他还没有发动叛乱之前，他一直表现得很忠诚，值得信任，甚至杨贵妃曾经为他洗尽铅华。这种宠爱实在太过程。
尽管安禄山在政治上备受宠爱，但与杨国忠的关系紧张不断，杨国忠甚至多次提出"此人必反"的观点。曾经，杨国忠甚至下令杀害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亲信，这激怒了安禄山，他开始感到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被这位宿敌陷害。于是，安禄山在755年发动了叛乱，口号是"诛杨国忠"。
如果没有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十五万人的军队，安禄山是否有胆量发动叛乱？这恐怕非常困难。因此，安禄山的造反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因为党派之争，他自己不断受到杨国忠的打压；二是，他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已经具备了进行叛乱的巨大资本。
这也引出了"安史之乱"的根本本质问题。
安禄山之所以能够控制庞大的十五万军队，表面看来似乎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是这十五万士兵的薪酬发放者。有人或许会反问，朝廷不是应该负责发放军饷吗？
然而，事实上，安禄山管理的三个地区的军政权力都掌握在他手中，工资支出也是通过他的手来支付给这些职业军人。职业军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会效忠长期为他们提供生计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地区的军队中有大量与安禄山同族的士兵。
这种职业军队制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募兵制”。在早期，唐朝的军队采用的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是指在平时务农，战时参军。府兵的主要收入仍然来自土地产出。
因此，府兵有一个显著特点：他们通常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土地。这种制度导致了一个现象，即尽管将领可能更替，但军队中的士兵基本保持不变。西部府兵难以轻易去东部作战，北部府兵也难以前往南部，他们通常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执行任务。府兵制度的存在导致军队中的士兵很少流动，因此对将领的忠诚度相对较低。
然而，唐玄宗亲自破坏了“府兵制”。这为何会发生呢？原因在于“均田制”的瓦解。因为“均田制”的瓦解，许多府兵失去了土地，成为无地逃户。这种情况影响了一个地区的府兵兵源。
均田制的瓦解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随着人口增长，口粮需求增加，土地却没有相应增加，而且赋税（当时是人头税）也增加了。因此，府兵被迫逃往偏远且土地资源较丰富的地方。其次，国家的繁荣导致地主们越来越富有，土地兼并现象加剧。
总之，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全国无法维持“府兵制”，因此“募兵制”应运而生。在“募兵制”下，国家付出巨额军饷，用以养活一批职业军人。这些职业军人在招募之后以军人为职业。由于当时的边疆局势需要大量军队，这些职业军人大多数被调派到边防地区。这导致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这些职业军人能够自如地四处调动，逐渐演变成了节度使们的私人武装力量。一声令下，他们可以随时出动。安禄山掌握了近十五万职业军人，日常勤练军队，关键时刻迅速投入战斗。因此，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发动叛乱，也在于他完全掌控了这十五万职业军人，可以随时调遣。
于是，历史学家于赓哲提出观点：安史之乱的根本本质就在于“均田制”的瓦解，这才引发了后来的叛乱。无论有多少表面原因，最重要的核心本质和最初的根源仍然在于“均田制”的破裂。
然而，能够保持“均田制”不被破坏吗？实际上并不可能，唐朝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规模必然增加，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府兵制势必受到影响。
那么，是不是就无法避免“安史之乱”了呢？其实并非如此，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或许可以避免这一局面。首先，需要对节度使制度进行改革，不允许一个人同时担任多个节度使的职务。其次，需要定期轮调节度使，以防止他们与军队建立紧密依赖和高度团结的关系。
然而，唐玄宗等人是否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呢？晚年的唐玄宗已经沉湎在自己过去的辉煌成就中，过于自满，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权谋、纵容宠妃、放纵享乐之中。正是这样的疏忽，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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