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对内激发增长活力、对外拓展开放空间，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高职院校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高职与企业协同“走出去”已从个别试点走向普遍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然而，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校企合作不同于境内的传统模式，而是校-企-政-行“四螺旋”相互协同，跨国界、跨文化、跨领域等多种因素套嵌在一起的复杂综合体。随着国际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变革，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合作正面临着新的变化与挑战。
本章为明晰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模式构成要素的实然供需现状，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逐一分析了核心目标、供需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实然表征，并展开了基于调查研究的结果讨论，探索了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失衡的根源。通过研究发现，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模式的现实水平是核心目标、供需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失衡与错位。
具体表现为：首先，人力资本质量供需错位。企业更看重“责任感、肯吃苦”等素质首位的社会能力，而高职院校则将外语能力和国际化沟通等专业能力作为高职学生的首要职业能力。两者存在人力资本构成要素地位存在供需错位，赋予人力资本“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价值尚未体现。
其次，规模供需失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以及中国企业持续攀升的投资规模与营利能力，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大规模的数量需求，但是新型人力资本的供给能力不足。再次，结构供需错位。“一带一路”企业以制造业为主，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产业主要为装备制造、轻工纺织、能源动力与材料专业大类。
而中国高职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服务第三产业的专业大类设置数明显高于服务第二产业的专业大类设置数。最后，运行保障严重失衡。运行主体中，校、企、政、行共同参与合作培养新型人力资本，但东道国**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运行形式以产品和组织合作为主，缺少机构跨境合作为代表的产权合作；
运行保障支持供给严重不足，重点是政策、经费和信息的缺位，主体间缺乏协调支持的多层级支持。 通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质量失衡的原因在于社会和教育逻辑的缺位。“一带一路”企业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特征，是“素质首位职业能力”产生的基础；“一带一路”企业东道国家的职业教育诉求，是高职人才“素质首位职业能力”的发展基础；
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对人力资本提出社会能力的需求；沿线企业对高职人才的能力需求正在趋向高级化。但是，高职学生缺乏以责任为核心的职业素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尚未建立，课程体系未有机融入职业素质，难以培养心智型实践能力。供需结构失衡的原因在于高职专业设置中，市场动态**体系和科学考核评价体系的缺位。运行失衡的根源在于合作组织运行中，认知、管制和技术的缺位。
本章为明晰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模式的整体运行机制，以多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分析每一对合作伙伴的。
一、二手资料以及与相关人物的访谈，对机构跨境合作、项目跨境合作和人员跨境合作的三类典型案例进行探索。逐个分析了三类跨境合作模式的合作目标、运行机制与合作成效，并从合作运行机制的组织要素、核心目标、供需形式、协调支持的维度展开了基于案例研究的经验与反思。
研究发现，人员、项目和机构跨境合作模式是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模式的具体样态，三种模式层层递进，由浅入深，相互关联，各有特征：人员跨境合作模式的合作最松散难度最小，项目跨境合作模式最普遍难度适中，机构跨境合作模式的合作最深入难度最大。
现阶段，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以项目跨境合作模式为主，机构跨境合作模式较少。人力资本需求、更具丰富性的院校智力支持、经济基础和关系网络，是人员、项目和机构跨境合作模式实现的重要条件。
合作主体间有效运行是机构跨境合作模式的成功保证，供需保障支持力度有利于提升合作质量。同时，由于校企跨境合作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对**和行业协会的衍生职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螺旋体内参与主体的职能缺位、核心目标的多重价值缺位，组织运行缺位，是校企跨境合作模式运行不畅的根源所在。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关系着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办学的成效。人员跨境合作模式，主要涉及到教学质量的保证。机构和项目的跨境合作模式，由于办学环境的改变，须制定不同于国内办学的质量保证机制，加强与办学目的国（地区）的沟通，在质量保证的内容和方法上达成共识。
基于现实考虑，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运行的质量保证机制应以内为主，内外结合，建立管理跨境合作运行质量的机构开始，实施评估与改进。首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校企跨境合作质量保证管理组织。鉴于目前行政主管部门仍是制定、发布和判断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和国际化评价标准的关键主体，学校、行业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在评价中话语权不高的现状。
而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又提出更高质量的需求，四螺旋体的多元主体应共同参与质量评价，保证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合作成果能有效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这也是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跨境合作中涉及到的教育、经济、对外投资、外事等多维业务体系的内生要求。其次，明确螺旋运行多元评价主体的定位。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可学习英国以机构跨境为主的境外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日本以项目和人员跨境为主的境外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以及印度以远程教育为主要形式跨境教育质量保证经验，研究出台本国和东道国的教学质量审核标准，制定本国境外办学质量保障标准，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境外办学教育高质量保障体系。二是行业组织可承担起制定行业标准。
包括合作办学的质量标准、从业人员素质要求等职责，保证合作办学质量。三是第三方教学质量评估机构的职责，应是掌握其他国家和国际上的教学质量标准，与**部门保持对接，为**部门提供符合境外教育市场的本国质量保障标准，指导高职院校有效地开展境外教学活动。 再次，建立跨境合作模式有效运行的自改体系。基于高职教育供给侧立场。
建立校企跨境合作质量保证的自评制度，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围绕几下维度展开：一是合作的规范性，如专业设置标准、学习支持、学生录取管理和毕业标准、教职工聘用标准等在母国与东道国是否一致；二是合作的有效性，如专业设置与行业的匹配度，学生留用与收入，企业捐赠等；三是合作示范性，如行业公众评价，特色与贡献等，以教学质量为核心，按不同合作模式分类设计指标体系。
本章为解决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模式中的失衡问题，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践归纳的基础上，基于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立场，分别**了合作模式中，核心目标错位、结构失衡和运行失衡现象的解决思路与具体对策。通过研究，发现质量、结构和运行的优化是提升高职教育办学水平，实现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有效合作模式的路径。
具体的优化策略为：加强合作组织的主体要素与其职能的优化，以培养具有“责任首位职业能力”的高职人才为目标，构建基于职业素养的分类培养分层教学的课程体系，构建跨界协同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的体系，建立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的专业动态调整与评价机制，并形成核心目标质量优化的内部约束。着重注意的是，高职院校菜单式供给才有可能适应“一带一路”企业园区化发展趋势。
同时，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合作模式的路径优化体系，包括伙伴优化、区域优化、创新制度、资金和信息供给，优化保障和支持体系，使各类主体在合作网络内合法生存，激发合作运行的最大效益。值得注意的是，在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合作的三类具体模式中，机构、项目或人员的跨境合作，都应充分注重行业组织的支持协调与沟通作用，在螺旋体中生成新的利益平衡。
质量、结构和运行的优化是提升办学质量，实现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有效合作模式的路径。基于高职教育供给侧的立场，须优化组织要素与其职能，以培养责任首位的职业能力的高职人才为目标，构建基于职业素养的分类培养分层教学的课程体系，跨界协同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立市场需求**为核心的专业动态调整与评价机制，形成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须注意的是，高职院校菜单式供给才有可能适应“一带一路”企业园区化发展趋势。须优化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合作运行的路径体系，包括伙伴、区域、保障和支持路径，创新制度、资金和信息供给，使各类主体在区域网络内合法生存，激发合作运行的最大效益。值得注意的是，在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机构、项目或人员跨境合作模式中，应充分注重行业组织的支持协调与沟通作用。
在螺旋体中生成新的利益平衡。本研究作为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选题，以理论和实证两条路线为依托，对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合作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翔实的考察，但对我国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整体和高职院校整体关照不够。 首先，研究对象的特殊类型值得反思。
界定中国企业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为校企合作模式中的“企”，尽管这部分企业占了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并呈持续增长态势，由于该类型企业跨文化、跨国界和跨地域的特征，产生研究对象考察难，研究资料获取难以及高职院校合作难的众多问题。由此，一定程度局限了本研究成果的可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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