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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进入惠帝四年（前191年），新年头一件大事就是立皇后。我们读《资治通鉴》到这一段，很容易误以为惠帝大婚，娶了皇后，其实早在惠帝即位的时候，吕后就已经帮他成婚了，只不过惠帝的这位配偶在惠帝四年身份升级，正式立为皇后。
皇后张氏的身份相当特殊，是鲁元公主和赵王张敖的女儿。
鲁元公主是惠帝同父同母的姐姐，所以从这层关系上看，张氏是惠帝的外甥女。两个人不但近亲结婚，而且差了辈分。吕后之所以这样安排，为的就是亲上加亲，让吕家和刘家在血缘上绑得更紧。
惠帝和张皇后的婚姻，在汉朝历史上有开创之功。后来皇太后为皇太子选妃，还会不断复制这个模式，从自己的娘家里边确定人选。那么问题来了：婚姻关系的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原因倒也不难理解：婚姻关系一直存在着一个核心功能，那就是“结两姓之好”，使两个家族或者两个部落组建联盟。在国家层面而言，婚姻关系就是政治关系，一嫁一娶都是寻求并且巩固外援的过程。这种模式在周代运行良好，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之好”，*就是秦国和晋国世代联姻，彼此帮扶。
然而从秦朝进入大一统时代，皇权独大，皇室已经找不到门当户对的联姻对象了，那么退而求其次，皇室的一嫁一娶就只能和高级官僚的家庭发生互动了。所以我们看到李斯作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儿媳都是大秦公主，女儿都嫁给了大秦皇子。
从法家的政治原则来看，这种安排会使大臣的实力过大，和皇权走得太近，应该小心避免才对，但秦始皇当时即便明白这个道理，也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解决子女婚姻问题的办法了。
秦朝二世而亡，同样的难题落到了汉朝头上。假如当初刘邦分封异姓诸侯的时候，彼此相安无事，岁月静好的话，那么太子妃的人选大概率上就是某个异姓诸侯的女儿——假如韩信有女儿的话，那么太子妃怕是非她莫属了。
但几年时间风云变幻，当初的八大异姓诸侯只剩下一个存在感很弱的，差不多属于蛮夷的长沙王。刘邦死后，在剩余的选择范围里，如果让朝廷**成为汉帝国第二任皇帝的岳父大人，说不定江山就要改姓，而就算江山依旧，在政治地位上，吕氏家族作为先帝外戚，八成就要比当今天子的外戚矮一头了，这是吕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
条件这样一卡，选择范围就缩得很窄了：只能是吕氏家族当中的年轻女性。但吕后还不放心，所以还要继续缩小范围：皇后的候选人不但必须出自吕氏家族，还得跟自己够亲。不然的话，在这个主少国疑的时候，一旦自己对朝政的控制力受到削弱，后果就可大可小了，这个风险不能冒。
如此一来，吕后最亲的就是一对亲生儿女：惠帝和鲁元公主。如果当时姐姐和弟弟可以结婚的话，估计吕后就会把自己的独生女嫁给自己的独生子了。退而求其次，就让独生女儿的女儿嫁给独生子好了。
以后世的标准看，这叫**，但汉朝人并没有那么讲究。首要原因是：在汉朝以前的传统里，最大的婚姻禁忌就是“同姓不婚”，这里的“姓”，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姓”，而是标志着所有部族成员都可以在血缘上追溯到一位共同的女性始祖，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姓”这个字是女字旁的，并且为数不多的那些姓——比如周天子姓姬，和姬姓长期联姻的部族姓姜，秦的祖先姓嬴——姬、姜、嬴这些字的字形构成里边都有一个“女”字。
姓”分化出了很多的“氏”，就像在根目录下不断建立子目录和下一级的子目录。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姓”，其实是古代的“氏”，只不过到了汉朝就开始姓氏不分了。这也不奇怪，毕竟国家统治集团尽是草根出身的土包子。他们应该还知道“同姓不婚”的禁忌，但已经把“氏”混同为“姓”了。这么一看，惠帝姓刘，惠帝的皇后姓张，不是同姓，当然可以成婚，至于这小两口的血缘能不能追溯到同一个女性始祖，反而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看汉朝的**禁忌，对同姓表亲还是严加防范，而对异姓表亲——严格说是异氏表亲——的婚姻非但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反而会像吕后一样相信这是亲上加亲的好事情。
那么相应的问题是：异性表亲适不适合结婚，年龄的匹配度是一个关键要素，而古人生育年龄普遍偏早，适婚男女如果年龄合适了，很可能就差了辈分，相应地，如果辈分合适了，很可能年龄就匹配不上。两害相权取其轻，辈分上的麻烦就忽略不计好了。舅舅娶了外甥女，年纪相当就可以。
说到底，在政治利益面前，伦理问题可以让步。
惠帝和张皇后这种舅舅娶了外甥女的婚姻倒也不算太过分的，东汉年间还有梁氏家族姑姑和侄女一道入宫的事情。但我们在表达愤慨之前，还有必要想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字面意思是人伦关系遭到破坏，而人伦关系一来不限于男女关系，二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时一地的风俗习惯，此一时彼一时。
古人不认为**的，有些在今天会被定性为**，而反过来看，古人批判的**，在今天看来未必还是**。
但是，人伦关系可以取决于风俗习惯，优生优育却取决于自然法则。汉朝皇室盛行近亲结婚，注定会承担生育方面的风险——要么生不出孩子，要么新生儿全部夭折。
生育问题一旦影响到皇位的继承，皇后的娘家人就算没有太大的权力欲，也只能在权力中心抢占身位，斡旋朝政了。而那些利欲熏心的娘家人就更不用说了，贯穿汉朝始终的外戚干政的问题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惠帝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张氏”这件事，虽然看上去波澜不惊，只是例行公事一般地被记载在案，其实静水流深，深刻影响了两汉历史。
立皇后的3个月后，春正月，朝廷下令，遴选平民当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努力务农的人，免除赋税或劳役作为嘉奖。这种优惠政策称为“复”或者“复除”，在商鞅变法时代就已经出现在秦国了，目的在于奖励耕织。如今汉承秦制，只是增加了商鞅不喜欢的“孝悌”这项内容，这就相当于向全社会发出一个信号：孝悌和勤劳务农是汉帝国的主流价值观。
这件事同样影响深远。先说小的一面：推举复除对象，这种事只能交给地方**，而既然复除对象都是高度符合汉王朝主流价值观的杰出平民，地方**一来二去也有了推举杰出平民的经验，那么何不更进一步，由地方**推举杰出平民成为官僚集团的替补人选呢？这样的话，底层精英有了上升通道，皇帝也不愁官僚集团缺乏新鲜血液了。这样一看，汉朝的“举孝廉”制度也就呼之欲出了。
再说大的一面：汉**虽然批判暴秦，把自己打扮成解民于倒悬的救世主，却并没有把秦朝的运营模式全部推倒重来，而是很聪明地顺水推舟，这就是所谓“汉承秦制”。秦朝制度里但凡还能用的就继续用着，不合适的地方就小修小补一下。治大国若烹小鲜，最忌讳的就是来来回回猛门和刹车。
复除政策就是一例，虽然是从秦**承袭而来的，但汉**把“孝悌”提升到主流价值观的高度，这不但缓和了秦政当中过于不近人情的部分，也为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培育了土壤。执行起来的话，民间对它并不陌生，也确实得到过它的实惠，那么推进起来也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阴力。
司马光本人不知道有没有从这段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反正当新党失势，他被请出来主持国政的时候，一上来就要尽废新法，完全不考虑新法在民间已经实施了这么多年，有些确实卓有成效又被民间习以为常的政策没道理被一股脑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但也许司马光明白这个道理，只是看中了只有做出力挽狂澜之势尽废新法，才能解开全国人民心里缠绕了多年的疙瘩。孰是孰非，也只能见仁见智了。
惠帝四年三月甲子日，惠帝举行冠礼，也就是**礼，大赦天下。
但惠帝这一年到底多大年纪，依然无法确定，因为一来传统上天子、诸侯王和士的冠礼年龄未必一致，二来从汉朝后来几位皇帝的冠礼年龄来看，有14岁的，有18岁的，好像并没有一定之规。无论如何，行了冠礼，就标志着长大**。如果在此之前，朝政由吕后帮惠帝打理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惠帝就可以大大方方地亲政了。
当然，精神遭受过严重创伤的惠帝应该已经无所谓**和亲政了，但不重要，不管有他没他，朝政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下一讲再谈。
上期回顾：揭秘汉朝的和亲政策：是屈辱还是务实？一场政治婚姻背后的真相！欢迎关注，点赞，评论，**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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