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衰落与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丧失

2023-11-27 22:00:11 字數 6393 閱讀 7346

英国的衰落大致是从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其衰落的原因与自由资本主义在19世纪后期的日渐衰落密切相关。自由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由放任政策是英国作为世界级强国的基础,是英国强大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保证。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衰落后,自由放任政策不得不被修改并逐渐终止。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二是无形帝国政策向有形帝国政策转变。总体来看,两个转变所反映的都是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而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是英国走向衰落的标志。

英国的兴盛与自由资本主义息息相关。英国主导世界的时代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自由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自由放任”是英国的立国之本和走向强盛的金科玉律。因此,纵观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打着“自由”和“自由**”的旗号在世界各地横行,以“自由”之名强行打开拒绝推行该项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大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和原因同样是要推行自由**。作为英国强大的基础和保证,英国人希望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社会,希望其可以永远存续下去。但时代终究不是停滞不变的,时代终究是要变化的。自由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走向终结,“自由放任”思想过时了。无奈之下,英国开始逐步放弃自由放任的理论与实践。于是,英国不再领导世界潮流,只能跟随别人而动,这也是英国丢掉强国地位的表现之一。

1.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

19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主张的自由放任理论,成为英国**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当然,斯密等人并非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任何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从来都不是反国家和主张无**的。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英国人并不需要关注自由放任的适应性问题,尤其是斯密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自由放任似乎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在19世纪后期,世界市场的竞争加剧,英国经济优势地位开始动摇,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等工业化造成的负面问题也日益严重,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地位受到质疑。

*对经济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在理论层面,一方面,只有**的措施才能改革或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而只有在经过改革的环境里,私人企业才能最有效地分配资源。英国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社会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权益之间的重大差异,需要国家采取行动来统筹协调,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即所谓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即使是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斯密和李嘉图,也不会否认国家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在现实层面,像德国和日本这样后来居上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通过改革重新焕发出活力的法国和**,都依靠国家支持和**干预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德国,在许多方面反超英国,甚至在世纪末开始威胁到英国的地位。自由**政策不再只对英国有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自由**会对英国产生不利影响。2023年的巴黎博览会,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展出的技艺精湛的工业品让英国的展出品黯然失色。这意味着在将来的世界市场上,英国的产品将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2023年开始,德国、美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成为了英国的强劲对手,同时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也发展起自己的工业,英国的工业优势明显丧失,从19世纪50年代工业生产在世界总产值占有40%,滑落到70年代的32%,而这时期的美国占有了27%的份额。到2023年,美国以31%的优势位居世界首位,德国上升为16%,而英国则跌至18%。英国享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地位,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不仅如此,一旦其他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它们纷纷建立**保护关税,这将对英国的地位乃至生存产生巨大的冲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开始在英国出现。2023年,那种认为不干涉是国家对外和对内的最高职责的自由放任学说已经过时。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对自由放任政策的质疑和批判首先从约翰·密尔开始,他认为,每个公民享有三大自由: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追求个人知趣的自由和个人之间相互交往和联合的自由。**具有保障这些自由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就称不上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紧随其后的是托马斯·格林,他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格林主张用**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式的自由,他认为国家权利的增加不等于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国家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个人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出,托马斯·格林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哲学向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靠拢,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正是国家主义。

然后是约翰·霍布森。霍布森支持自由党的社会改革主张,他认为社会福利问题是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而且,英国自由党从来没有在理论上或政策上承诺“自由放任”式的个人主义,现在的自由主义已经正式承诺国家的新概念,即国家与个人生活和私营企业有关。

2023年,约翰·凯恩斯撰写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在其中提出了凯恩斯理论。该理论否定了英国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利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即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凯恩斯理论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在英国的彻底终结。

2.无形帝国政策向有形帝国政策的转变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英国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的挤进国际市场。而且,普法战争后关系紧张的德法两国导致了迫切的殖民扩张。德国和法国都认为下一次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带领着整个欧洲进入了建立强大国家军队的时期,德国的一马当先带动所有欧洲国家开始武装自己。它们用现有的人力来衡量自己国家的力量大小,增强军事力量储备的雄心又助长了殖民扩张的动机。首先,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富余而允许人口移民外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人口数将出现下降。因此,发生大规模人口外迁的大陆国家开始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这样,外迁人口仍然能得到控制并且要履行兵役义务。德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注重战斗力量的强弱,受此动机影响较深。其次,落后种族被征服的人口战时也能派上用场。这一动机主要对法国有很强的吸引力。它的本国人口比较固定。法国对其强大的邻国一直惴惴不安,对于邻国人口和军队数量的快速增长也忧心忡忡,因而它希望能够通过武装自己殖民地的人口来和邻国保持军事力量的均衡。

在德国和法国不断地进行殖民扩张和扩军备战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出海口,美国则把拉丁美洲看成是自己的后院,甚至连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国家也要拼命保护已有的殖民地。一种“强权主义”理论在一些欧洲国家占据主导位置,其影响力在欧洲国家对外扩张时达到顶峰。“强权主义”的倡导者们,不会也不可能满足于机会均等:他们要求霸权和垄断;他们旨在自我满足并且将竞争对手视为潜在的敌人。

科技和工业发展,使得对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变得容易。西方**装备的精准杀伤力使得西方国家所向披靡;西方医学的进步大大克服了阻碍白种人进入其他地区的疾病障碍;现代金融手段通过集结整个社会的信贷能力为耗资巨大的工程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次,之前被认为用处不大,主要在不发达地区生产的许多商品得益于科技发展有了用武之地,例如橡胶等,快速地变成不可或缺的物资并且大规模地为工业化国家所消耗。因此,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其就越依赖于从世界其他地区攫取来的物资**。这不仅包含食物**来维持其拥挤的人口,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其工业物资的**。欧洲甚或美国,可以自给自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了让这些基本物资**不会中断,那些生产它们的地区必须得到更为高效的政权治理。原始部落的落后的无**状态不能阻挡新的世界经济寻求这些必需物资的道路。

当西欧和中欧国家终于不再纠结于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把眼光转向整个世界时,形势发生变化。因为欧洲的东面雄踞着广阔的沙皇**,从中欧穿过亚洲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边美利坚合众国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绵延3000多英里;在此之中且成包围之势的还有大英帝国,存在于地球上几乎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大洲。和这些强大的帝国相比,欧洲的民族国家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和西班牙及法国的新型民族国家相比肯定会感到形单影只一样。因此,力求达到世界国家的标准,使自己民族能够控制广阔的自治领、人口和领土,成为了大多数欧洲强国的雄心所向。一个新的政治抱负已然占据了欧洲人的大脑。

这些强大动机的产生也和欧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有关。首先,2023年之前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放弃了自由**,尽管自由**在前面几代人的时候有加强的趋势。其次,它们还采取了财政上的保护主义政策,主要是想遏制英国在工商业领域的优势。信奉保护主义主要是为了在经济领域实现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发展了现代工业的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通过广阔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在热带国家,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当一个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开始攻城略地的时候,对它会利用强权去排挤甚或破坏其他竞争对手的**活动的担心也会与日俱增,这就使得其他国家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来自保。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和开放帝国市场是否反而对其他国家有利?英国是满足于无形帝国而坐视其他国家瓜分世界,还是占有殖民地?即使承担由此带来的殖民地负担也在所不惜?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英国两大政党围绕在殖民地问题上产生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坚持无形帝国政策还是有形帝国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新强国实行的老殖民政策相较于英国当时奉行的无形帝国的新殖民政策对经济发展更为有效。因此,英国人对自由党**奉行的“无形帝国政策”提出了质疑,重建有形帝国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的热情维护者格莱斯顿支持“无形帝国政策”,当时流传的关于他的一则笑话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们心理的变化:“格莱斯顿先生掉进了泰晤士河,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如果有人将他救上岸,则将会引发一场灾难”。格莱斯顿的竞争对手迪斯雷利则谴责无形帝国政策,认为无形帝国就是分离帝国。

迪斯雷利的主张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统治者思想的转变,这实际上是2023年代以来,英国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做出的回应。为此,迪斯雷利提出:建立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关税制度,并与欧洲和美国的高额关税抗衡;明确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权利与义务,保持相互间经常不断的联系,保证英国享有对尚未占用土地的所有权。客观上讲,迪斯雷利对格莱斯顿**的指责虽有夸大之词,但他确实抓住了打击自由党的关键性问题,使保守党有形帝国政策与自由党无形帝国政策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即使在2023年的**中击败迪斯雷利的格莱斯顿也不得不承认:帝国情绪是与每一个英国人与生俱有的。在他重新上台之后,也需要兼顾有形帝国政策。

保守党与自由党在帝国政策上的争论,虽然核心问题是无形帝国还是有形帝国,但帝国是争论的前提,而不是要不要帝国。实际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帝国的认知并不一样。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帝国意味着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就业机会和民族的自豪感;对传教士来说,帝国意味着传播福音和西方文明;对商人意味着财富和商机;对军官和殖民地总督来说,意味着个人发迹和升迁;对于政治家来说,帝国与他们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帝国与财富、荣耀、威严和强大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一个主流政治家对帝国的重要性表示过怀疑。可以说,长期的帝国情结已经注入英国的血液中。无论是以前的政治领袖,还是迪斯雷利或格拉斯顿都具有强烈的帝国意识和信念,只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和个人理解上差别,有的立场激进,有的表现保守,有的偏于理想、着眼于长远,有的长于务实、注重于现实,有的始终如。

一、有的前后矛盾。从总体上说,保守党是帝国的积极维护者,自由党的帝国热情相对要低。对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海外**是它的立国之本,帝国则是维系**顺利进行的保证,这应该是全体英国人的共识。从总体上说,英国的对外扩张过程并不特别血腥,英国人在扩张中的表现确实有点“漫不经心”。更多的时候,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在拓展新殖民地中走在了前面,英国获得这些殖民地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发生为保护殖民地而必须付出代价时,争论以及犹豫就必然出现。

两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论隐含了这样一种实质性问题:英国作为一个地理小国,它通过先行一步而取得世界一号强国的地位后,只有通过帝国才能保持其大国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两大党只有方式上的差异,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当英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无可匹敌的时候,英国无论采取哪种政策都可以保证其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争论就不明显。但如果能力下降到与其他国家差不多的时候,无形帝国的基础也就失去了。在坚持理论还是注重利益之间,政治家必然选择后者。因此,虽然有形帝国有悖于英国传统自由放任思想,但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英国的兴衰一直是史学界重点考察和研究的一个问题。作为曾经世界称霸的英国,其崛起、兴盛和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自由放任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英国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也在英国日渐衰落的过程中扮演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其他国家走向工业化道路,英国失去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领导能力,它已经没有实力再坚持自由放任的政策。从某种角度上说,英国传统自由放任思想的终结,标志着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彻底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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