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数字金融飞速发展，经济社会迈入了“快车道”：社会总财富增多、资本效率变大。在金融服务的更新与支持下，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深究原因，金融发展理论给出了答案：金融助推经济主要**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以及资金的配置效率。首先，数字金融促使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字金融将投资的门槛大幅降低，即使个人投资者也能借助各类电子产品实现闲置资金的投资。这一对传统金融机构而言高成本、高耗时的业务被数字金融颠覆，金融市场得以注入“活水”。其次，数字金融借助数字平台与搜寻匹配技术，收集溢出的金融资源并迅速送到有需要的群体手中，缩短了资金供求双方无效率的配对过程，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综合来看，数字金融确实通过以上两点推动了经济发展。
而实体经济作为经济社会的支柱，也应得益于数字金融的发展。数字金融具备的创新功能与金融配置效应，将为实体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可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实体企业开展生产经营等活动。各种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采取行动时都存在“交易成本”。
企业在寻求资金时往往需要获取必要的信息、采取一定的程序，大量的金融合约、金融中介为了取得该部分交易成本而活跃金融市场中。企业为获得所需资源时需主动支付一定费用，这对金融活动的开展是有益的。
但当交易成本超越某个限度时，企业寻求金融服务的热情锐减，一些潜在的交易将被终止，这对社会中的金融资源是一种浪费，也会拖累企业发展的步伐。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制度往往不甚成熟，交易成本偏高，企业在寻求金融服务时顾虑偏多。
现实中，饱受诟病的“融资难、融资贵”即由此而生，企业面临过高的交易成本也即受到了金融排斥。数字金融的诞生，将大幅削减企业在寻求信息、匹配资源时的成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部分赚取高额交易费用的金融中介或设置不合理服务门槛的金融机构。
数字金融的这一作用，鼓励了企业参与金融活动，对其生产经营等行为起到保护作用，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发展方向。在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往往不能“知根知底”，由于双方不能完全了解对方情况，“欺诈”的情况频频发生。信息拥有方出于利己的目的，总会采取损害另一方利益的策略，这在信贷市场上尤为明显。
一方面，当银行无法准确判断贷款企业的风险程度，逆向选择就有可能出现，即高风险企业获取贷款机会、低风险企业退出市场。为应对高风险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银行倾向于提高贷款利率。这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更多有资金需求的企业退出市场。
另一方面，获得贷款的企业追赶“金融化”潮流，将资金投入高风险的项目，银行为覆盖风险，只能减少放款，甚至出现惜贷的情况。数字金融对金融活动参与者的信息有挖掘、记录的功能，能够减弱企业与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相应地，逆向选择与道德问题也会大幅削减，这无论是对金融机构或是企业发展而言都是积极的。
一般认为金融系统具备支付清算、融通资金、配置资源、风险控制、信息处理与互换等功能。数字金融的诞生，对传统金融部门而言是颠覆性的，而它恰恰也正着重金融功能的更新与创造，对金融组织和形式的要求放松不少。
具体地，覆盖范围方面，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打破了地理区域的限制，突破了传统金融部门提供服务时的空间限制；服务对象方面，数字金融打破了“二八定律”，即由于20%的头部客户能产生80%的利润，故侧重于服务头部企业的观点。更多的小企业被纳入至服务对象中、更多小而散的金融资源被集中起来。
这对金融功能的强化是显而易见的：支付结算更加便捷、效率更高；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资源配置的效果更好；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金融活动产生的信息更加透明、公开。总而言之，数字金融使金融的功能更加完善，企业将得到更全面、高效的服务。
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金融服务发展失衡的现象无疑是有利的，但数字金融发展存在着非均衡效应，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从数字金融的居民基础来看，居民群体中个体文化程度不一，对数字金融的了解状况、接纳程度都各有特点。有些居民依赖于电子支付、线上金融服务等，但同时某些居民却可能排斥、抵触数字金融。
显然数字金融在居民群体中存在非均衡效应。但本文关注的重点主要在后两方面。现实中客观存在着金融发展集聚现象，企业也带有区域分布特征。实际上，在现实中，数字金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呈现的状态也更好。此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各地企业发展状态不。
一、生产效率也有明显差异。
因此，有理由认为数字金融作用于企业的效果存在地理维度上的区别。由于规模、性质等的不同，企业拥有的金融资源、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不同。随着数字金融的诞生，企业可得的金融资源确实得到补充，但基于企业自身特征，数字金融发展下不同企业的反应程度和受益幅度也是有差异的。由此推断，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也会有差异。
数字金融能补充、盘活金融市场内可得的金融资源。传统金融部门在吸收“多、小、散”的投资者时需支付高昂的成本，于是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大量小而分散的资金，这部分金融资源就在市场中游离或闲置，难以聚合助力于实体经济发展。
而依托于高度契合金融服务更新需求的信息技术，传统金融部门能够以低成本和便捷的手段将原不便利用的、“多、小、散”的金融资源纳入金融市场，“打包”提供给存在需求的企业，相当于企业可贷资金的“开源”。数字金融能削弱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程度。
与信息不对称理论对照，由于金融机构和企业间掌握的信息有所差异，金融机构出于各种考虑，面对企业业务可能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企业出于对资金的需求，也存在“美化”自身、骗取服务的可能性。
首先，数字金融意味着各参与方在产生金融行为时留下数字足迹，这有利于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前对服务对象的资质、信用等进行预判，也有利于企业了解金融机构的服务流程、效率等。并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该过程不断修正、完善。
其次，数字金融借由信息技术，灵敏地捕捉资金供求双方的交易意愿，保障金融活动效率，相当于拓宽了企业资金**渠道、缩小资金融通成本。数字金融扩充了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借助信息技术，数字金融实现金融服务的时空异步，拓宽服务范围，并催生了一批新型信用中介机构，使大量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外的群体被纳入服务范围。
长尾理论指出，传统金融服务总是倾向于数量较少的“头部”群体，因为金融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大量“尾部”群体的需求便难以“面面俱到”。显然，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的这一缺陷进行了弥补。“尾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直接受益。出于风险规避与资本逐利的双重动机，非金融企业往往会采取金融化行为，该过程即企业金融化。
伴随数字金融发展，企业金融化的门槛越来越低，操作也更为便捷。企业金融化必然会占用一部分资金，故对其生产、经营等活动存在一定影响。风险规避方面，金融化意味着企业能够充分利用金融资源，例如将闲置资金投入金融领域以降低资金紧缩风险、避免流动性短缺问题。总体来看，企业金融化行为对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是有利的。
在此基础上，金融化“蓄水池效应”带来的保障，能够辅助企业稳定、有序开展其主营业务，最直接的表现即生产效率的改善。资本逐利方面，企业金融化本质是企业的投资选择，也即存在盈利的可能。但追求金融投资的收益是否会削弱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梳理指出，金融化可能诱使企业过度依赖金融投资收益，将企业资金堆砌至金融渠道，从而放松生产经营，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究竟有益与否取决于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两种效应的大小。
从金融环境来看，伴随数字金融的发展，原来不便集中的金融资源得到汇集、原本不被覆盖的群体接触到充分的金融服务、先前被“掩盖”的信息能够“开诚布公”，这都使得各类竞争与交易更充分。而在此过程中，更多的资产价值被发现和挖掘，并开始自主地向金融“洼地”填补，企业获得了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资源合理配置程度提高。
从服务功能来看，数字金融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各类金融活动的时空异步，将原来受限于时空约束的、合理的金融行为变为现实，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此外，打破时空界限后，金融机构能够更大程度地向企业提供丰富的风险处置手段、激励方式、清算和结算途径，企业也能够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主动寻求金融帮助，进而高效、充分地寻找、利用资金，改善其经济活动的效率。
作为一个索罗余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应是技术进步。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适应，金融机构应用信息技术评估企业研发创新潜力，甄别、资助目标企业，帮助其识别研发创新演替的最优路径，助力其做出合理有效的研发创新决策。
在完成企业创新决策后，数字金融对企业落实创新行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文已经分析，数字金融补充了企业可得的金融资源，当企业将这部分资源倾注于技术研发与创新时，对企业的生产效率改善无疑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只有适度的金融中介创新反映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是积极的。而且当金融投资收益率逼近甚至高于主营业务收益率时，企业会直接丧失技术创新的动力。有理由认为，数字金融发展下的企业创新对生产效率而言并非一直是正向的，在某个时点后，企业创新可能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效率的停滞甚至倒退。
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相关活动的不确定性也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作用于企业生产效率。数量效应方面的企业融资约束与质量效应方面的企业投资效率均有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善。
而数量效应方面的企业金融化程度、质量效应方面的企业创新效率则无法判断当前数字金融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方向。与新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出相适应，数字金融发展需要以工业互联网、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作为基础。因此，建设“新基建”是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作用的根基。
而实现“新基建”与数字金融的对接，需要从外部、内部两个方面推进。外部方面，良好环境的塑造需要**发力。依据数字金融发展状况，**应充分利用财税资金，采取多种方式推进大数据中心、5g等“新基建”进程，为金融机构实现更大程度的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保障。
**应通过某些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设立典型企业或数字金融服务的试点示范，设立“排头兵”，启发、带动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利用“新基建”、走出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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