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近代史上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旗帜，批判了中世纪的宗教蒙昧和封建**，推动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革。
这场运动的思想源泉是多元的，除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文化，还有中东的阿拉伯文化，以及遥远的东方的中国文化。
中国儒家典籍在欧洲的传播，主要是通过16-18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而实现的。其中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是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不仅精通汉语和拉丁语，而且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尊重。他们认为，要在中国传播**教，就必须先学习和适应中国文化，并与之进行对话和沟通。
因此，他们将中国儒家典籍视为与**教经典相当或相近的文化宝库，将孔子视为与**或摩西相似或相等的圣人或先知，并将其翻译成拉丁语或其他欧洲语言，介绍给欧洲人。
最早翻译和介绍中国儒家典籍的耶稣会士是利玛窦，他于2023年来到中国，并于2023年进入北京。他翻译了《四书》中的《大学》和《论语》，并编写了《论孔子》等著作。
他认为，《大学》是“一部关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书”，《论语》是“一部关于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书”，孔子是“一位博学而有智慧、善良而有德行、谦虚而有礼貌、正直而有勇气、忠诚而有信义、仁爱而有恕道”的“圣人”。
利玛窦还将《十诫》与《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较，并认为后者更为简明扼要。
利玛窦还向明朝皇帝朱由校（万历）赠送了《论语》拉丁文译本，并向他介绍了孔子的思想和生平。利玛窦的著作和译本，不仅在中国引起了轰动，也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
继利玛窦之后，其他耶稣会士也继续翻译和介绍中国儒家典籍。例如，金尼阁将《四书》和《孝经》翻译成拉丁文，并于2023年在慕尼黑出版。
殷译泽和柏应理合译了《大学》和《中庸》，并于2023年在巴黎出版，分别取名为《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政治伦理学》。白晋等人翻译了《易经》，并于2023年在巴黎出版，取名为《易经要旨》。
马若瑟等人翻译了《诗经》中的十几首诗，并于2023年在巴黎出版，收入《中国通史》中。这些耶稣会士的翻译和介绍，使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儒家典籍的原文和精神，也为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学习和借鉴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典籍在欧洲的传播，恰逢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这是一场以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旗帜，批判中世纪的宗教蒙昧和封建**，推动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运动的思想源泉是多元的，除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文化，还有中东的阿拉伯文化，以及遥远的东方的中国文化。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史密斯等，都曾阅读或引用过中国儒家典籍，并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和灵感。
伏尔泰是最早也最热情地接受和推崇中国儒家典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曾阅读过利玛窦、金尼阁、殷译泽等人翻译或介绍的《论语》、《大学》、《中庸》等书，并对孔子赞不绝口。
他认为孔子是“真正的圣人”，“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那一套”。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号召所有人把它作为“座右铭”。
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伏尔泰还借鉴了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些政治和社会思想，如君臣关系、礼仪制度、教育制度等，并将之与欧洲的现实情况进行了比较和批判。
他说“中国人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最好的”，“中国人的礼仪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也是最有用的”，“中国人的教育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也是最有效的”。
他认为，中国儒家典籍中所体现的理性、自然、人性、道德等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蒙昧和封建**的有力反击。
孟德斯鸠也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和引用中国儒家典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曾阅读过利玛窦、金尼阁、殷译泽等人翻译或介绍的《论语》、《大学》、《中庸》等书，并对孔子表示了敬佩和赞赏。
他说孔子是“一位伟大而有智慧、博学而有见识、谨慎而有节制、温和而有仁爱”的“哲学家”。他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并认为他们都是“道德哲学家”。孟德斯鸠还借鉴了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些法律和政治思想，如法治原则、分权制衡、气候论等，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中。
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治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分权制衡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气候对政治制度影响的民族”。
他认为，中国儒家典籍中所体现的法律、政治、历史等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理念是相通的，也是对欧洲中世纪的法律混乱和政治**的有力挑战。
卢梭也是一个受到中国儒家典籍影响较深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曾阅读过利玛窦、金尼阁、殷译泽等人翻译或介绍的《论语》、《大学》、《中庸》等书，并对孔子表示了尊重和钦佩。他说孔子是“一位伟大而有才能、正直而有品格、忠诚而有信用、仁慈而有恕道”的“先知”。
他把孔子与**相比较，并认为他们都是“道德先知”。卢梭还借鉴了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些教育和社会思想，如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社会契约等，并将之应用到自己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
他说“教育不应该只培养学生的知识，而应该培养学生的品德”，“教育不应该只依赖书本，而应该依赖实践”，“社会不应该只建立在法律上，而应该建立在人民的意志上”。
他认为，中国儒家典籍中所体现的教育、社会、道德等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也是对欧洲中世纪的教育落后和社会不公的有力改革。
康德、史密斯等其他启蒙思想家，也都受到了中国儒家典籍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或提及了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些思想和内容。
他们从中国儒家典籍中汲取了不同的灵感和启示，如宇宙观、人性论、道德观、经济观等，并将之与自己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
他们认为，中国儒家典籍中所体现的理性、自然、人性、道德等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是相符的，也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宇宙观、人性论、道德观、经济观等的有力批判和超越。
中国儒家典籍不仅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有个别的启发，也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主题有整体的贡献。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主题是多样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理性主义：即以理性为最高原则，反对一切不合理和非理性的东西，如宗教迷信、权威压迫、传统偏见等。
自然主义：即以自然为最高法则，反对一切违背自然和非自然的东西，如超自然神力、人为干预、人造规则等。
人文主义：即以人为最**值，反对一切损害人和非人的东西，如暴力侵犯、奴役剥削、歧视压迫等。
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为最高标准，反对一切不道德和非道德的东西，如虚伪欺诈、贪婪**、残忍暴行等。
进步主义：即以进步为最高目标，反对一切阻碍进步和非进步的东西，如保守落后、停滞不前、倒退复辟等。
这些思想主题，在中国儒家典籍中都有相应的表达和体现。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即要用理性来认识事物，用理性来喜爱事物，用理性来享受事物。在《大学》中，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即要明白自己本身的德性，要亲近自然界的万物，要达到自然界的最善境界。在《孟子》中，孟子说：“仁者爱人。”这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即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人，要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在《中庸》中，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
这就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原则，即要以诚实信用为天道所在，要遵守和维护道德的规范和秩序。在《尚书》中，孔子说：“日月有常，星辰有行。”这就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观念，即要以日月星辰的运行为象征，要不断地更新和改进自己的知识和行为。
这些思想主题，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明显的借鉴和引用。例如，在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他说：“理性是人类的最高财富，它是我们与野兽区别的唯一标志。”这就是对《论语》中孔子的理性主义的赞同和弘扬。
在卢梭的《爱弥尔》中，他说：“自然是一位伟大而慈爱的母亲，她永远不会欺骗我们，她永远不会伤害我们。”这就是对《大学》中孔子的自然主义的认同和推崇。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他说：“人类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他们有不可剥夺的人权。”
这就是对《孟子》中孟子的人文主义的支持和倡导。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说：“诚实是道德法则的必要条件，它是人类尊严的基础。”这就是对《中庸》中孔子的道德主义的尊重和遵循。
在史密斯的《国富论》中，他说：“社会进步是人类劳动和创造力的结果，它是人类幸福和繁荣的源泉。”这就是对《尚书》中孔子的进步主义的肯定和实践。
中国儒家典籍不仅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主题有整体的贡献，也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形式有个别的创新。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形式是多样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话式：即以对话或问答的方式来表达或阐述思想，使之更具互动性和生动性。
讽刺式：即以讽刺或嘲笑的方式来批判或反驳思想，使之更具攻击性和幽默性。
寓言式：即以寓言或故事的方式来说明或传达思想，使之更具象征性和启发性。
*式：即以**或散文的方式来展示或表达思想，使之更具情感性和艺术性。
百科式：即以百科全书或辞典的方式来汇集或介绍思想，使之更具系统性和权威性。
这些思想形式，在中国儒家典籍中都有相应的范例和模仿。例如，在《论语》中，孔子与**、君王、贤士等人进行了许多对话或问答，从而表达了自己或他人的思想。
这种对话式，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中也有所运用和发挥，如《哲学通信》、《爱弥尔》等。
在《孟子》中，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公孙丑等人进行了许多讽刺或嘲笑，从而批判了他们或他人的思想。这种讽刺式，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中也有所借鉴和应用，如《哲学辞典》、《论盲人》等。
在《庄子》中，庄子用了许多寓言或故事，从而说明了自己或他人的思想。这种寓言式，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中也有所模仿和创作，如《赞比》、《快乐的世界》等。
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了许多**或散文，从而展示了自己或他人的思想。这种**式，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中也有所参考和编写，如《查理大帝》、《新赫罗伊卡》等。
在《四库全书》中，乾隆皇帝汇集了许多百科全书或辞典，从而介绍了自己或他人的思想。这种百科式，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的著作中也有所仿效和编纂，如《百科全书》、《哲学史》等。
中国儒家典籍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或单纯的。它是一种双向的或复杂的互动与反思。
一方面，中国儒家典籍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灵感，也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另一方面，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也对中国儒家典籍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评价，也对中国儒家典籍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
一方面，中国儒家典籍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灵感，也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例如：
中国儒家典籍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提供了一个与**教不同的道德体系和政治理论，使之能够更加自由地探索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中国儒家典籍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提供了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使之能够更加广泛地比较和借鉴不同文明的优势和缺陷。
中国儒家典籍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提供了一个与现代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使之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思和批判自己所处的现状和问题。
另一方面，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也对中国儒家典籍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评价，也对中国儒家典籍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例如：
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对中国儒家典籍进行了一种选择性的接受和推崇，只关注了其中与自己思想相符或相近的部分，而忽视或排斥了其中与自己思想相悖或相异的部分。
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对中国儒家典籍进行了一种简化性的理解和解释，只把握了其中表面或外在的形式和内容，而缺乏或失去了其中深层或内在的精神和意义。
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对中国儒家典籍进行了一种批判性的评价和质疑，认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或不科学的地方，如迷信神鬼、拘泥礼教、压抑人性等。
中国儒家典籍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财富，它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也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贡献。
中国儒家典籍与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而有趣的互动与反思，它们既有相互借鉴和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批判和挑战的一面。
这种互动与反思，不仅对于当时的欧洲和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对于今天的世界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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