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孝武帝后期东晋门阀的斗争情况，主相之争结束于孝武帝之死；桓玄篡晋是士族阶级为挽救门阀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孝武帝尽管与司马道子之间存在主相之争，但是他们抑制门阀的势头是不变的；桓玄实际上是加强了普遍皇权，其所作所为实则打击了士族门阀；以京都学派贵族制度研究为视野，东晋末年门阀政治的崩溃是由于贵族阶级丧失了“清静”统治的政风与共同体精神，从而走向了“贪残”的政风。但是笔者认为，从士族性格以及**权力运作层面对东晋末期的政治研究尚有可塑之处。
一、孝武帝皇权，树立之虚假。
在谢安死后，孝武帝为恢复皇权，对**以及地方的人事安排做出了一些调整，其大致内容是内引王珣，外引王恭、殷仲堪为援。
关于王珣，《晋书·王珣传》记载：安卒后，迁侍中，孝武深杖之……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复领太子詹事。
孝武帝单独对王珣“深杖之”,除了王珣身为“王导之孙”的时望之外，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王珣曾经与谢安交恶，因此征王珣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使其担任重要的职务。不过对于孝武帝而言，他的皇权恢复真的会如此顺利吗？或者单独倚靠王珣，就能帮助其恢复衰弱的皇权吗？答案固然是否定的，这不仅同王珣本人的政治性格有关联，更与当时的权力格局有关联。虽然传统史学对孝武帝的功绩称之为“威权己出”。但是实际上孝武帝之皇权恢复之效果甚至都不如“昙花一现”。
在谢安死后，孝武帝在实权上似乎有一定程度的扩张，不过这也只是对于门阀社会不痛不痒的碰撞，孝武帝并没有做到传统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威权己出”。在谢氏衰落之后，孝武帝引王珣、王恭等人为援的行为使得皇权与宗室门阀、**与地方门阀、**与**门阀、地方与地方门阀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
可知此时的**内部以及形成了种种派系，原本同孝武帝一道对抗门阀社会的宗室司马道子也逐渐成为了阻挡孝武帝恢复皇权的一股政治势力。不过这段史料惹人生疑的是，此时的孝武帝正值春秋鼎盛，怎么会考虑死后的事情呢？又《王雅传》同记载孝武帝考虑死后的事情，因此此时孝武帝已经有预感自己很可能被害。
然而，孝武帝并没有因此布局而高枕无忧。这里的“逼于太妃”是值得考证的。孝武帝为太妃所逼，史载司马道子为太妃所爱，因此孝武帝恐怕并非为太妃所逼，而是受到了司马道子的牵制。又《晋书》多次提及孝武帝考虑到他死后的事情，故很有可能司马道子和太妃暗地里欲谋害孝武帝，亦或司马道子在后宫中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再联系到孝武帝之死又是后妃张贵人所为，这里是否也存在着些许的关系呢？可惜由于史料欠缺故不能考证。
在面对如此紧张的政治斗争，其他士族们的政治倾向不可能非常坚定，这当然谈不上他们不忠君爱国，只是明哲保身的政治性格使得他们在忠君与门户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如王珣劝谏王恭让其不要杀害王国宝的行为，当然有王雅一样“明哲保身”的思想在起作用。但王珣身处高位，是当时**的宰相，不可能不对政局有着清醒的认知。
透过政局来看，王珣的施政策略正是王导“清静思想”的进一步延续。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以待时局的变化，最大限度保持士族社会的安定，避免因为战争动乱而使得现有的权力格局做出大的调整，这就是琅琊王氏的政治性格的精华体现，而王珣也很好地继承了这种政治性格。
可见，孝武帝并没有从实际上恢复皇权政治，他手中的皇权是王谢门阀主动退让与人才凋零后的昙花一现的产物，他手中的权力也很难和藩镇的军事长官抗衡。伴随着孝武帝的暴亡，他的遗愿成为了门阀之间相互争夺的工具，率先打起为司马氏复兴家国口号的就是荆州的王恭、殷仲堪集团。
二、王恭起兵，政局变迁。
王恭确是当时士族社会普遍政治性格中的一个例外，王恭“少有美誉，清操过人”;殷仲堪与孝武帝“甚相亲爱”。可见他们二人从根本上是“公”的一面大于“私”的一面的。且太原王氏本身的斗争实际上则是以王恭为代表的忠于司马氏皇权的集团同以王国宝为代表的司马道子宗室门阀集团的斗争。
因此不能把王恭等人算作一般意义上的士族门阀，因为他们与孝武帝属于同一个集团。在孝武帝死后，他们依然承担着孝武帝遗命以匡扶司马氏皇权的责任，并且终于将暗地里进行的主相矛盾由带到了战场上。
《王恭传》载：遣子鸿说恭曰：尚之兄弟专弄相权。宜早图之。恭以为然，复以谋吿殷仲堪、桓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克期同赴京师。
不过王恭所举并非挽救了士族社会，也非挽救了孝武帝振兴皇权的美梦。在本身矛盾尖锐的晋末政治格局之中，王恭幼稚的政治举动很快就毁坏了王珣等人为求清静而做的努力。王恭第一次起兵后，虽然**与地方暂时达成了妥协关系，但是实际上清静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了，又《资治通鉴》载：“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
可知此时的司马道子集团并没有太多过分的举动，而是力图维持清静的局面与王恭妥协。此时的天下人心渐安，打破清静的局面，势必会带来动乱，而动乱则是桓玄等有野心的人想要推行的。但是王恭之举已经破坏了原有的政局，进一步激化了现有的矛盾，最终使得现有的政局破碎。
尽管王恭第一次举兵之时尚有人心支持，但是第二次举兵后则很快失去了人心，这并非王恭背叛了孝武帝，而是王恭一意孤行起兵，使得士族社会更加的动乱。因此不能不说王珣看得比王恭远很多，东晋朝廷最佳状态就是保持各势力的平衡，一旦某个地方突破限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所以王珣向来主张“清静政治”,只不过这种清静是灵活的，不是死的。
可见，孝武帝振兴皇权与王恭起兵的行为进一步破坏了摇摇欲坠的东晋政局，王珣为挽救东晋王朝的努力也随之付之一炬。笔者进一步指出王恭与殷仲堪的失败实质上应该是司马氏为恢复皇权所做最后一次尝试，而非是为了恢复门阀社会。
三、桓玄集团，成员再考。
桓玄集团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失意的荆楚集团的成员，而非属于建康**的士族集团。徐芬研究后指出桓楚政权的建立是以桓玄、桓氏家族为代表的荆州地方势力向建康中枢扩张势力的结果。可见，桓玄集团的核心应该是荆楚集团而非是建康任职的士族
担任录尚书事的是桓冲之子桓谦，自是桓氏家族的人。尚书仆射是王愉，然而王愉对于帮助桓玄设坛“甚耻之”,故其心并非忠心桓玄，只是迫不得已，且王愉及其子王绥都是桓氏家族的亲戚，因此不能算是独立的士族，更不能用这层关系来单独断定所有的士族热情都支持桓玄。桓玄之爪牙都是卞范之、郭铨、冯该、刁逵等人，这些人都属于荆楚土著或其他次等士族，不能代表建康核心圈士族的权益。
此外，真正掌握桓楚政权的还是桓氏家族以及荆楚故将，桓伟任都督荆益宁秦梁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安西将军；桓石生任司徒左长史，侍中，累迁江州刺史，前将军；桓石绥任司徒左长史，黄门侍郎，左卫将军；桓谦任尚书令，散骑常侍，领扬州刺史卫将军；桓石康任荆州刺史，西郎中将；桓修任都督六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桓振任扬武将军；桓胤任中书令、吏部尚书。
可见重要的中枢要职以及禁卫军任职全部由桓氏家族成员所担任，而非广施恩泽于建康的世家大族们。尽管中书省的成员多有士族担任，如庾悦担任中书侍郎，但是确实清官而无实权，最多被拉起来装点桓玄的门面。而他本人并非桓玄之爪牙，更谈不上是核心人物。又比如王谧领中书监、加散骑常侍，领司徒等职务，实际上除了中书监外也都是散职。
王谧本人出身琅玡王氏，桓玄任命他也无非是粉饰门面，拉拢人心。更重要的是，王谧本人也私交于刘裕，早年曾言：“卿当为一代英雄。”因此说他没有意识到刘裕背后北府兵的力量是不太可能的。此外，桓玄的诸多心腹与高门士族在发觉出桓玄欲扩张其权势后亦进行反对
又《晋书·桓玄传》载：玄将出居姑孰，访之于众，王谧对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鲁？欲天下一乎周也。玄善其对而不能从。”
通过这段史料，可知桓玄所作所从违反了清静的本质，进一步破坏了本就已经十分残破的政局。又可知王谧所要求的实乃“愿静根本”而非“支持桓玄篡位”。而此时桓玄还没有篡位，依然打着孝武帝的旗号，故士族社会还与桓玄有合作的余地。所以王谧依附于桓玄只是权宜之计，其中也体现了门阀衰落后的无奈之举。
结语。孝武帝的皇权并没有得以恢复，更谈不上结束门阀政治的局面。在谢氏退出政治前台之后，晋末的格局因为孝武帝内引王珣外引王恭、殷仲堪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但主相之争随着孝武帝的暴死而进一步白热化，最终在执行孝武帝遗志的王恭集团的覆灭而告一段落。最终，在刘裕为核心的北府军集团打着光复晋氏的旗号下，桓玄集团立刻树倒猢狲散，士族又紧紧依附于刘裕的集团之中。至此，门阀社会也彻底的结束了。
参考文献。宋书》
南史》魏书》
资治通鉴》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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