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这一篇就专注在电影上面，不去考虑立场、派系，单纯写影评。我们就是想着，即使是批评，我们也想只针对电影本身的问题批评一次。
《我本是高山》在一开始就是一套很明显的纪录片语法，来拍张桂梅和她的办学道路，这是对的。首先整个故事就是遵从纪录片结构的，截取了张桂梅（海清饰）创办华坪女高，招入大山的贫困女孩，带领她们从开学到高考落幕的一个完整的线性发展阶段。期间导演利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跟拍去达成一种伪纪录片的白描质感。
有两段戏我印象很深，开场那段女高开学的戏，因为学校经费不足，场地环境很差，局长和张桂梅都先后陷入未建设好的泥地，尾随的镜头毫不留情地对准人物的局部，放大他们裤腿沾满了泥的狼狈模样，然后才接到周围学生哄堂大笑的反应，不会避讳任何氛围上的困窘。还有后面张桂梅去大山里家访，她需要在同事的帮助下踏过湍急的水流，跟拍的手持镜头也把她拖着病躯，步伐缓慢而艰难的样子如实呈现，有强烈的临场感。可以看出，这种拍法对于这么一个负载着现实议题重量的人物，包括对涉及的山区女童教育议题本身，其实是合适的。因为这种拍法最克制，也最没有距离感，能更精准捕捉到人物的原生态特性，去达成某种「真实」和「完整」。但同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电影舍不得放弃对市场的兼顾，在纪录片语法之下，又选择了商业片的逻辑，想要去明确地彰显张桂梅的人物变化，这就导致了相当大的割裂产生。
这一点最主要就体现在了张桂梅和病亡的丈夫（胡歌饰）的情感线上。这条线之所以那么令人不适，除了那些争议里的原因，还因为它和整个电影的其他部分格格不入。它虽然辅助于张桂梅的人物弧光，但它是往最通俗和模式化的那种爱情方向去塑造的，写得很失败，与其余部分无法兼容。首先最直观的视听方面，这部分脱离了纪录片语法，转而用了爱情片的拍法，加了刻意调过的暖色滤镜，凸显人物的梦幻感，非常失真。我能理解它试图借着幻想，做一些张桂梅对亡夫的情感变化，但它出现的时机都是张桂梅受挫的时间。那往往是纪录片质感最重的时候，这意味着让观众从极端的现实突然跌入极端的梦幻，让观众甜蜜回忆，看张桂梅靠在丈夫肩膀上吃黄桃、丈夫给自己做饭、丈夫给自己一些安慰。
这种割裂还体现在其他的角色上。比如后面一个男同事为了留在岗位上，跟女友分手，结果女友跟了别人结婚，学生们就在黑板上给他画了爱心，打着手电筒支持他，这一段戏的煽情也显然是商业考量的结果，然而只显得割裂和莫名。因为从根源上讲，这些都实在是太轻，也太“小”了，对前面所说的纪录片语法的效果，即想让张桂梅的人物能够展现得丰富多面，想要更诚恳地呈现现实议题，形成了很大的自反和错位。
也为了这个完整性，**不仅想呈现得写实，还想呈现张桂梅的窘迫和瑕疵，也就是去“神”化，往“人”的方向去写，这个叙事思路本身当然是对的。我们在上一篇文里就提过反对借着争议去神化张桂梅。其实从现实的一些纪录片和资料，还有她因为全职太太言论上的那次热搜，就能得知张桂梅的教育，的确存在可以展开讨论的空间。《人物》写张桂梅的那篇就有提到：“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尽管我们都知道办学意义特殊，但如果基于现有素材，表达得足够有信服力，也能从一定意义上，指向人物的多面性。但《我本是高山》用的方法错了，编剧把电影里所有的角色设计都用于触发主角弱点，于是他们成为了对照或衬托张桂梅的工具人，显得单薄或可憎。
就说学生们吧，前期大部分都被塑造得特别叛逆和顽劣，不服从张桂梅的军事化管理，会逃课出去上网吧、逛街、购物，不愿意剪头发，停电了也只会鼓掌开心，似乎完全没有求学欲。这些对抗的行径设计，服务于凸显张桂梅在办学过程中的偏执和笨拙，但不仅在剧作上让她们成为了一个被标签化了的“整体”，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还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现实的贫困背景情况，等于把这类真实个例给放大强化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包括被很多人说的，那个酗酒的母亲角色，最后让张桂梅施以援手，安排到食堂做事，也是为了粗暴地彰显张桂梅救助善心，导致了一样的问题发生，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那个辞职的女同事更是如此，她在这里面完全就是被往一个反派的方向去写，因为不满张桂梅零门槛招生，不满张桂梅对老师“不能穿裙子”等要求，就直接骂学生笨然后拍学生。跟同事们约了去吃烧烤要补上一句“她肯定爬不上来吧”，去嘲弄张桂梅的病体，最后还跟男友说“你选我还是选（他们）”。
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出，她的角色意义，是为了映衬出张桂梅在办学上，近乎不近人情的“专断”，但她自己的人物特性也被牺牲掉了，是一个捋不出任何行为逻辑的片面化的人物。结果，整部电影捋下来，最好看的反而是主角张桂梅参与最少的部分，也就是山英和山月这对姐妹的故事。她们虽然同样对张桂梅的形象有辅助作用，但更多的是承载了张桂梅办学的意义本身，既有着情感上的动人之处，又有着现实的重量。这一点得益于电影在塑造上并没有把她们分得特别开，相反是把她们往同一个人的不同道路，也就是山里女孩最常见的两种道路去塑造的。换言之，她们其实就是一个人，是大山贫困女性的代表性符号。
最明显的就是山英和山月地位和处境都一致，曾先后遭遇嫁人的威胁，都被家里视作补贴家用，或者换来彩礼，让哥哥结婚的附属品。其次她们都受制于家庭，缺乏底气，在面对读书与否时都有点随波逐流，如果不是张桂梅两次一定要救山英，她也会乖乖回家做工最后嫁人。还有两处暗写表示了这一点，在山月因为嫁人，被家暴致死，下葬的那个夜晚，山英伤心流泪，每个女孩也都坐了起来，镜头给到了每一个女孩惶然，沉默的脸。
这除了表现女性相惜之外，也意味着他们早就明白，山月的经历很可能在她们身上重复，因为嫁人和生孩子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人生目标。而在山英家里人找来学校，说一定要带走山英，说山英“反正也读不上去”时，女孩们也选择了齐声说“山英加油”，给她打气。当山月因为嫁人死去，读书是唯一的出路，而山英从成绩不好到“读出去”，就成为山英唯一可取的选择，也是每个女孩必须坚持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是无法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最后山英含泪喊出一声“姐姐，我考上了”那一刻，是易于观众感动的，这份感动源于她作为个体，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权，也源于她作为典型的大山贫困女孩，肩负起了山月，以及“山月们”无法得见的希望。然而，这寥寥几笔好处，对于呈现张桂梅老师及其事迹，都是必定不够的，撑不起“我本是高山”这五个字。尽管我们无法想象面对这样一位在世的，有着超越常人能量的复杂人物，到底该怎么拍，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不应该只是眼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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