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周文王姬昌無辜被商紂囚禁於羑裡監獄，後在族人、重臣及盟交營救下脫離虎口。不僅如此，還因禍得福，被商紂封為西伯，又從此「受命」（見文王受命：姬昌一出監獄就產生滅商念頭）。《殷本紀》稱，自後「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西伯昌都幹了什麼？
尚書大傳》稱「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周本紀》稱姬昌斷虞芮之訟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自岐下而徙都豐。」
1）犬戎即西部戎狄蠻夷，姬周蜷縮西部，必然要收服西部諸部族，才能後顧無憂而事（或反）商或東圖發展，而且這本就是姬周作為商帝國諸侯必須的義務。
2）那姬周為何伐密須呢？《容成氏》認為密須叛商（見上面鏈結），帝辛令姬昌平叛，是真的嗎？
按《詩經·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密須國竟然敢跟大國叫囂，還要私下吞併阮國，姬昌勒兵打敗密須。如果「敢距大邦」意思是對抗商帝國，則是姬昌充當國際警察或者照密須叛商周人為商人盡義務；如果「大邦」是周人自稱，則姬昌伐密須就是因為密須不服姬昌。
而按《說苑·指武》，文王伐密須卻是無故找茬。
姬昌問：「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姬昌就是想吞併密須，找藉口說密須與我不和。
管叔進諫說「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三兒子管叔鮮認為密須國君是仁君，不可貿然伐之，否則會留下口實。
太公望說：「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呂尚認為應該討伐那些不順服自己的而不是已經歸順的，要討伐具有較大實力的而不是微弱的，要討伐比自己強大的而不是不如自己。意思當是，呂尚認為此時姬周已然蠶食周邊成為大國，下一步討伐物件就是展示實力的時候，通過打幾場大仗、硬仗，形成震懾威服態勢，那些小諸侯自然不戰而降。
姬昌採納呂尚意見，伐滅密須國。
總體來說，姬昌伐密就是為了侵略、通過打仗增加威信而已。
周原甲骨刻辭「王其往密」「今秋王滷克往密」或即姬周伐密之戰的記載。
竹書紀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於程」，認為周人對密人採取分化政策，把他們遷出故地，迫使離開老窩，充實到姬周新建的程邑。而西周時的密國為姬姓，可能密須國原地被姬姓貴族殖民了。
3）耆國即黎國，又稱飢國，姬昌伐耆又稱「西伯戡黎」。
尚書·西伯戡黎》「傳」稱「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即商帝國開始責備周國，是周人攻伐黎國的時候。
因為姬昌伐黎，商國大臣祖伊恐懼而跑去向商紂匯報：「上天要終止我們的天命了！貞人用龜甲占卜，始終不得吉兆！不是先王不庇護我們，而是大王您沉浸於酒色中自絕於先王！現在天下百姓無不希望我們國家滅亡，他們都說『天威何時降下懲罰呢』。天命已經不再眷顧我們，大王將要怎麼辦呢？」
沒想到商紂卻說：「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可能是反駁道：「唉！大王您的過失太多，已經著於上天，難道還能向上天祈求福命嗎？大邑商之亡，指日可待，看看你做了什麼就能知道，我們每乙個人都將受到恥辱甚至殺戮！」
西伯戡黎》至此而便結束了。而《殷本紀》稱：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應該是把「祖伊反曰」的「反」翻譯為「返回」，大概意思是祖伊見商紂執迷不悟，便自行退出，私下裡嘆息大罵自言自語道：受這小子真他娘沒治了！
西伯戡黎，祖伊為何反應那麼強烈？周人早前攻打的犬戎和密須都在西部，而黎在今山西長治市，距離安陽直線距離不到150千公尺，只隔了一座太行山，屬於商國畿內諸侯即商王直控區，西伯戡黎這是向商帝國地盤插腳了。
然而不論是認為祖伊反駁商紂，還是祖伊折回，貌似商紂都沒殺他。
估計就連費仲也「良心發現」了。他曾經**幫助姬昌開脫，現在也為了帝辛的統治而建言殺姬昌，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經四」：
費仲勸說帝辛：「西伯昌賢明，深受百姓愛戴，諸侯又依附他，不可不殺。」
帝辛反問：「既然你說姬昌是賢明的君主，為何要殺他？」
費仲說：「帽子再破，必定戴在頭上；鞋子再貴，也是踩在地下。西伯昌是臣下，卻講道義，人心所向，早晚成為禍害。賢能的人不能為君主所用而是自用自利，這樣的人必須誅殺。而且君主殺臣下，何必等他犯錯時？」
帝辛說：「仁義之人，可率上勸下。姬昌喜歡仁義，不可以殺。」
費仲多次進言，帝辛也是不聽。
祖伊的話已經很直白，商紂卻沒殺他；費仲勸誅姬昌，商紂因其仁義而沒有採納，這與商紂殘暴的形象倒是很不搭。
但是，這像是曇花一現，「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
比干為王子，當是商王之子，具體是哪位商王的兒子，又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文丁之子，按輩分是商紂的叔伯；一說是帝乙之子，是商紂兄弟。據《尚書》孔安國傳，任商紂少師。比干身為王公貴族，是商紂近親，又身居**，也去勸諫，帝辛還是不聽。
商容是賢臣，深受百姓愛戴，不知為何，帝辛卻罷免了他。據《韓詩外傳·卷二》「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商容甚至意欲憑藉馬伕伐紂，只因「不能」而離去，潛伏在太行山中。似乎商容要造反被商紂得知而沒得手，然後潛伏於山中伺機行事。
西伯戡黎》的傳和正文都沒提是哪位西伯戡黎，《史記》等明確是姬昌「敗耆國」，而自宋朝開始有學者認為：姬昌怎麼會攻伐天子畿內諸侯，這不是明擺著打商王的臉、攻打商帝國嗎？姬昌可是千古賢臣，肯定不會幹那事，戡黎的西伯必非姬昌，而是姬發。自後，聚訟紛紜。
出土文獻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耆夜》載「武王八年，征伐耆」，得勝歸來後，姬發與周公旦、畢公高、召公奭、太公望、辛甲一起設宴慶祝，席間大家歌詠明志。似乎證實戡黎的西伯確是姬發。
其實宋儒認為姬昌仁德，不可能伐商，完全是出於儒家出現後所宣揚的君臣觀念，不能作為懷疑與否定的姬昌戡黎的理由。支援西伯昌戡黎的學者，又提出「二次戡黎說」，即西伯昌和西伯發都曾戡黎。且今本《竹書紀年》載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姬昌死後，「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提到姬昌、姬發兩次戡黎。不論如何，按照記載，西伯昌似乎確曾戡黎。
一般認為武王即位沒有改元，武王八年即文王受命八年，而關於文王死年有受命七年、九年兩說。如果文王受命九年而死，則八年時文王還沒死。或許文王在世時伐黎，姬發作為太子受命領兵，而得勝歸來後，姬發主持了凱旋酒會。
4）邘侯又稱鄂侯，與姬昌同時任商紂三公，本是同事。人家鄂侯被商紂給弄死了，鄂國正群龍無首之時，姬昌卻又把人家國家給滅了。南宋胡巨集的《皇王大紀》稱「西伯戡黎，邘侯來援，南宮適虜邘和黎二君，遷邘侯於翟，免黎侯歸國自省」，即姬昌伐黎國時，邘國來救援，然而黎國、邘國之君雙雙被南宮括擒獲，於是把邘人遷走，而讓黎國之君放回面壁思過，估計黎國是歸順了。不過南宋時人說這樣的話，不知道從**得到的史料。
5）接著伐崇侯虎。
伐崇之役很艱難，以至於後世有很多傳說。
詩經·大雅·皇矣》載「訽（音夠，義謀）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攻城雲梯），與爾臨衝（攻城戰車），以伐崇墉……臨衝閒閒，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音國，戰爭中割掉敵人左耳作為戰功）安安……臨衝茀茀（音服，義強盛），崇墉仡仡（音意，義高聳）。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姬昌與盟國和兄弟之國事先謀劃，密切配合，以攻城的攀爬器械鉤援和衝撞器械臨衝，意圖攻破崇國的城牆。雖然衝車強大靈活，然而崇國的城牆也很堅固。但最終還是攻破了崇國，周軍抓來的俘虜成群結隊，淡定的割獲敵軍的耳朵。勝利之後祭祀天神，又招降安撫崇國的人民，四方再沒有哪個國家敢侵犯我國！衝車堅固，哪怕崇國城牆堅固，我們也堅決打擊，把那敵人一網打盡，四方之國沒有哪國再違揹我國！
說苑·指武》載，文王欲伐崇國，先對外宣稱：「予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徵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姬昌藉口崇侯虎不敬重長輩，不任用舊人，法治敗壞，貪圖利益，導致百姓生活在疾苦中，他因此要替天行道，並要求攻伐崇國時不要傷害民眾，只要捉拿崇侯虎一人，「崇人聞之，因請降」，崇國百姓便主動歸順。又「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即崇國把其都城打造成了堅固的戰鬥堡壘，姬昌三十天都沒能拿下，後來放棄攻城，退而修德，結果再次討伐，崇國人獻城而降。
無獨有偶，《易經》「同人卦」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伏戎於莽，公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乘其墉，弗克攻」「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很可能就是講述的伐崇之戰。周軍在崇國城郊會師，在野外伏兵，用戰車居高攻城，三年都沒有成功，因此痛恨嚎啕，最後勝利歡笑，喻意戰勝崇國。
可見，姬昌伐崇國是有預謀的，而且不是一蹴而就，可能多年前就已經首戰，但是失敗了，後來又聯絡同盟，方才用三十天攻克，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招降。
姬昌為何一定要拿下崇國呢？
崇國是商朝早期在西部設定的武裝前哨。李學勤認為西安老牛坡遺址是崇侯虎之國，老牛坡遺址有大型建築基址，或許崇國的城牆真的很高很厚，當是一處實力相當強的要塞。姬昌要東進，必須肅清後方隱患。而更西部的犬戎、密須等都已經拿下，更東部的邘國、黎國也已經臣服。而崇國像一顆釘子一樣釘在周國的中心，如鯁在喉，必須要除掉。
按今本《竹書紀年》「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姬昌伐耆、邘、崇與皆在同一年，前後相隔不久。
容成氏》又有文王服九邦的說法，因九邦叛紂，紂釋放姬昌以爭取九邦，文王接受命令，採取文德感化的辦法平叛，結果「七邦來服，豐、鎬不服」。軟的不行就來硬的，文王便兵臨豐、鎬，但是也沒造成***件，而是「三鼓而進之，三鼓而退之」，裝作要進攻的樣子，實際是三次擊鼓約戰，又三次鳴金收兵。豐、鎬的老百姓都懵圈了，紛紛猜測這老賊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原來姬昌認為「一人為無道，百姓其何罪」。豐、鎬之民聽聞姬昌如此仁德，便主動請降。
姬昌滅崇之後營建豐邑，今本《竹書紀年》又有次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的記載。西安市西南有豐（灃）水（渭水南畔支流），豐、鎬（又作鄗）分別在其西、東兩側，距離畢、程不遠，在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姬昌「自岐下徙都豐」，或許姬周在西部穩定了後方，又拿下富庶的西安，便東遷都，以近於中原，便於行事。因豐、鎬為都城，又被稱作豐京、鎬京。
姬昌在位期間還曾遭遇多年不遇的饑荒，據《逸周書·大匡解》，姬昌召集百官問政治得失，下令進行基層調研、了解民間疾苦，然後通過避免奢侈浪費、加強**治理，調有餘而不不足，撥發糧食等手段救助災民，和衷共濟以賑災，共渡難關。
尚書大傳》《史記》《竹書紀年》等記載姬周攻伐他國次序先後不同，但是都認為姬昌曾伐、耆、邘、崇、戎狄等國。姬昌征伐的除了文獻記載的諸國，周原甲骨還「伐蜀」「克蜀」記載，又與楚鬻熊有聯絡，巴地附近也有姬姓族人（見商王朝對南方的擠壓與經略），這是姬周跨過秦嶺向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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