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 對當前巨集觀經濟形勢的幾點看法及政策建議

2023-07-28 18:30:33 字數 6647 閱讀 2410

劉元春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巨集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

本文**自7月20日財視傳播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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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經濟進入了乙個“更低增長”的新時代

財視傳媒:校長,有觀點認為,全球經濟正在陷入了新一輪的滯脹,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可能由“長期性停滯”格局走向“滯脹”格局。您如何理解全球經濟格局的新變化?

劉元春:我認為對於全球最嚴重的“滯脹”格局的說法,目前還沒有證實。實際上,在上世紀70年代,歐美所面臨的巨集觀環境比現在還要嚴峻。一方面,當時的經濟下滑幅度更為嚴重,經濟增長放緩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當時的通脹壓力也更為突出,甚至出現了長期高通脹的情況。

這一次歐美的通脹成因非常複雜,而且它所帶來的衝擊也沒有像想象中那麼大。但世界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美**衝突、三年疫情疊加、俄烏衝突以及全球**鏈、產業鏈重構的環境下,全球經濟增長下滑,進入了乙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一方面面臨著更低的增長,同時還要應對高通脹、高利率、高風險等一系列衝擊,所有國家都面臨著更加複雜、惡劣的外部環境。

財視傳媒:這種格局會否影響中國經濟復甦的程序?

劉元春:那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發展格局以及全球風險特性的變化,都會對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一,我們看到以歐美為主的國家對中國在高新技術等領域實施打壓,這會對我們目前的高新技術發展造成一定的衝擊,並對我們的出口產生巨大影響。

第二,全球**鏈、產業鏈重構也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挑戰,但是同時也會帶來一些契機。

第三,疫情的衝擊的確使經濟復甦面臨一些新問題,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的變化會導致非傳統性風險和傳統性風險持續上公升,比如俄烏衝突、地緣政治衝突所帶來的一些風險。

還有很多問題,都是我們可能要面對的。這一輪經濟復甦的確與以往的復甦不一樣。

二、下半年經濟增長速度必須達到4.7%以上

財視傳媒: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5%,二季度同比增長6.3%。基於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和艱鉅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這樣的大背景,您如何看上半年經濟增長?如何看下半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

劉元春:第一,從前兩個季度的資料來看,中國經濟依然在不斷修復的程序之中。不能夠簡單地從二季度的經濟波動得出經濟復甦中斷的結論。經濟復甦出現一些波動是在目前特殊環境下一種常態的現象。

第二,二季度增長的確顯示出經濟復甦有所波動,復甦的動力有回緩。一季度兩年平均的同比增速是4.65%,而二季度兩年平均的增速只有3.4%,回落了1.25個百分點。

考慮到同比的基數效應,導致6.3%並沒有完全反映中國復甦和修復的程序。從環比就會看到,一季度gdp環比是增長2.2%,但是二季度就回落了0.8%。

房地產的**、外貿的疲軟,民間投資的下滑,導致復甦有所回緩。但是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引數目前依然保持著環比正增長。同時,我們也感覺到一些核心引數出現了一些下滑的跡象。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目前二季度巨集觀經濟承壓,直接導致下半年我們要保證增長至少達到5%以上的水平就必須做出政策的調整。

下半年經濟增長速度必須達到4.6%-4.7%才能夠完成年初所確定的增長目標和就業目標。因此,在下半年巨集觀經濟政策需要進一步寬鬆,以提供必要的支援。

第一,我們認為下半年經濟環比增速會有所回暖,可能會有乙個持續提公升的過程,從而推動中國經濟修復的程序,但同比增速卻會出現回緩。在。

三、四季度之所以環比增速會有所回暖,主要依靠一系列穩增長、穩就業、控風險的政策陸續推出,產生系統性的托底效應。

第二,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車、新能源電子和光伏裝置等領域的盈利性進一步顯現,對於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尤為重要。

第三,通過對重點領域、重點產業和重點企業的幫助,資產負債表將逐步得到修復。這種修復將對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儘管在第三季度,外貿和房地產將面臨一定的壓力,但我們仍然對全年經濟增長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四季度觸底回公升概率依然較大。

我們認為在四季度,房地產渡過目前的艱難期,應該是乙個大概率事件。經濟快速修復,恢復常態化運轉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三、全年物價水平難以回到2%左右的區間

財視傳媒: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上半年cpi同比**0.7%,ppi下降3.1%。您一直強調“要準確把握當前經濟問題的性質,全面恢復財政政策的積極性”,您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下半年有哪些發力的空間?

劉元春:第一,年初政治局已經定位的積極財政政策需要加力提效,以應對二季度經濟回緩的壓力。我們需要評估上半年財政政策的實施狀況,並根據需要進行再定位和調整。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廣義財政支出速度不到1%,這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並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此外,地方**財政收入的約束和土地出讓金減少也導致地方**在許多專案和規劃上無法到位,從而產生了收縮效應。

下半年應當回歸到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使廣義**支出達到6~7%的水平。形成穩增長、調結構和控風險的推動力,對地方財政產生直接的幫助。

第二,財政政策不僅要在總量上恢復到積極,還要關注短期風險、中期結構性問題和逆週期問題。對年輕人就業的問題要給予積極的幫助,對於中小微企業減稅、降費力度可以進一步加大。

第三,**應該在保障性住房方面進一步發力,穩定房地產市場,發揮**端對房地產投資和存量住房銷售的支撐作用。此外,財政還應對產業結構公升級和創新提供持續幫助,並對消費刺激和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政策實施給予重點幫扶。

對於貨幣政策而言,目前看似結構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並不穩健,大量的信貸偏向性向一些融資平台、國有企業和頭部企業集中,而對於經濟有核心支撐作用的民營經濟支援力度與效應沒有全面顯現。

因此,需要對結構性貨幣政策進行反思。一方面,結構性貨幣政策沒有真正專注於逆週期需要調整的主體;另一方面,結構性政策本身難以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目前的政策應該從結構性政策向總量性政策轉變,並從穩健定位轉向適度寬鬆。同時,應從以數量寬鬆為主要手段的擴大信貸政策轉向數量與**執行的寬鬆政策,以進一步降息來幫助企業特別是高債務的平台和民營企業。

因為目前整個巨集觀債務總量已經超過300萬億這樣的規模,所以持續降息100個基點能夠產生的利潤或成本削減會超過3萬億。這對於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和增強內生動力非常重要。因此,利率政策可以進一步調整,特別是對於房地產抵押貸款利率,應該有所放鬆。

民間融資,尤其是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應該進一步加強政策支援。我認為,當前物價水平持續下滑,全年物價水平難以回到2%左右的區間。我們要有正確的認識,政治局所講的內需不足的問題,已經全面顯化,有所加速。因此,貨幣政策應該在總量上有所作為,同時財政政策應該在結構上和總量上同步發力,以幫助實現穩增長、穩就業和控風險的關鍵點,採取相應的政策舉措。

四、不能簡單地用週期性方式對沖就業難的問題

財視傳媒: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3%,比一季度下降0.2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16-24歲、25-59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分別為.1%,您如何看未來的就業問題?有何建議?

劉元春:就業問題目前所呈現出的這種分化,的確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一方面,25-59歲失業率已經低於2023年0.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青年失業率卻持續上揚,已經達到歷史新高。這種狀況表明,目前面臨著週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三重約束。

一方面要從巨集觀角度對目前就業的質量、結構給出更為深入、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對於青年失業率要有乙個理性的認識,因為青年失業率已經達到21.3%,處於乙個較高水平。

從巨集觀角度來看,它所帶來的衝擊遠不及在社會和政治層面那麼嚴重。16-25歲的年輕人剔除在校生後,實際就業人數遠低於1.33億人的總體規模。實際參與就業的人數有8000多萬人。勞動經濟人口15-24歲的區間內,勞動就業人口的比重只有5.5%左右,總體失業人數佔總體人群的失業比重也不到5%。因此,它在巨集觀層面上並不像很多人所宣揚的那樣會帶來經濟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但是對於年輕人就業問題和大學生就業問題,實際是關乎經濟擴張、關係到新增就業規模。在這個層面上依然要高度重視,從社會意義來看,乙個家庭供養乙個大學生,但是無法就業,它產生的經濟社會綜合壓力還是很大的。

我們必須看到今年大學生就業規模達到1,158萬人,同時還要考慮到過去三年疫情期間推遲畢業和就業的人數有200-300萬人,以及滯留在海外的學子人數有100萬人。此外,進入高中和中職的人數也達到新高。簡單地用週期性方式對沖年輕人失業和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沒有辦法全面解決。

我們測算,即使中國經濟達到常態化的6%左右的增速,大學生就業規模中仍然會有幾百萬人難以就業。這就需要國家制訂出台專門的專案和政策,甚至建立大學生就業**,來進行專項攻堅和幫助。

目前,人社部和教育部已經給出了一整套解決年輕人失業問題,尤其是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方法。從我們目前的判斷來看,一攬子穩增長、穩就業的舉措將會產生系統性的效應,使大學生失業率在今年四季度出現明顯下降。此外,還可以通過針對教育中長期結構性調整和對大學生畢業人數過高的問題採取相應的**支援,期待未來能夠產生良好的作用。

解決目前年輕人就業難、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需要在逆週期政策、結構性政策和體制機制改革上同步發力。

五、消費是乙個很複雜的問題,需從結構角度發力

財視傳媒: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72元,同比名義增長6.5%,比一季度加快1.4個百分點。有研究認為,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太低。您曾提到“經濟修復要向第二階段邁進,必須實施更大規模內需擴張”。如何進行“內需擴張”,如何營造“敢消費”的環境?有何建議?

劉元春:大家都有乙個共識,即消費不僅僅取決於**,還取決於未來的恆久收入。恆久收入不僅僅決定於當期收入,還決定於對未來收入的預期。

因此,要想提振消費,很重要的一點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雖然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6.5%,比一季度有所提公升,但是還要注意幾個問題。

第乙個,上半年的基數效應是很明顯的。也就是說,如果把去年和今年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情況相加,我們會發現目前整體居民收入增長的情況遠遠低於疫情之前的增長狀況。

第二個,還要看到這是個平均數。考慮到結構問題,我們會發現一些底層居民的收入水平實際上改變的幅度並沒有像平均數改變的那麼大。如果大家看到我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實際上只增長了6.1%,比平均數低0.4個百分點。

更為重要的是一些邊際人群,比如農民工和零工經濟的主體,他們的收入可能有所下滑,而不是持續**。

第三個,必須不僅從流量的角度來看居民收入問題,還要從存量的角度,也就是從資產負債的角度來看。過去三年,大家的收入都不太正常,從而導致資產負債表出現大的調整。在這個調整過程中,一方面是對過去各種儲蓄的過度支出要有乙個修復和補充,以應對緊急情況;另一方面也是對未來風險的評估,以及為彌補疫情期間儲蓄的減少,來進行安全性的主動儲蓄。這樣就會導致我們在資產負債表受損,資產負債表調整過程中消費內生動力不足。

如何促進消費,從短期來看,可以通過補貼和轉移支付等途徑,對受損比較嚴重的主體進行收入補貼。同時,還可以通過發放消費券的方式,支援民眾在短期消費上發力。

商務部剛剛公布了10條促消費的舉措,但這些政策還不足以讓邊際人群和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人群能夠放心消費和生活。

加大對邊際人群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安全網的支撐建設非常重要。體現在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這一方面是中期消費持續擴張的根本。在做消費方面,要按照李強總理所講的,一方面要在逆週期上有所作為,但是這種作用在短期和中期的效果是有限的,即使採取大水漫灌的方式,也很難解決一些結構性問題。

這就要求在結構性角度上有所發力。消費問題實際上是乙個很複雜的問題,對整個巨集觀調控的理念和巨集觀調控的機制體制都會帶來一系列的挑戰。

六、高技術投資是穿越週期最為重要的主導力量

財視傳媒:上半年民間投資下降0.2%,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12.5%。您認為民間投資下降的原因是什麼?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的加快是否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更多動力?有何建議?

劉元春:一定要看到民間投資的主體結構以及它疲軟的主體結構。民間投資中第一大塊是房地產。目前整個房地產持續負增長,房地產主體是民營經濟。在1-6月份同比下降接近8%,而去年同比下降10%,這種連續下降會對民間投資增長速度造成巨大壓力。

第二個板塊是民間投資集中在製造業,特別是傳統的製造業。由於全球產業鏈、**鏈再造和全球需求下滑的因素,很多出口導向性的傳統製造業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導致很多民營企業在出口導向性製造業為主體的行業中面臨著盈利能力的大幅度下降,當然也會導致投資的下降。

第三個板塊是服務業。我們看到服務業中很大一塊是民間投資,而服務業的投資增長速度持續低迷,這裡面很重要的乙個原因是民間投資比較低迷。

第乙個原因是民營企業利潤率明顯弱化,沒有利潤,那麼他們對未來的投資收益預期就比較悲觀,當然不會進行投資。

第二個原因是圍繞著一些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爭論,導致很多民營經濟關注安全問題,這不僅僅關注產權安全的問題,同時也因為一些非傳統風險的外溢,導致很多人關注下一步投資所產生的收益會不會受到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影響。

由於預期問題、投資收益率下降等原因,民間投資的行為已經明顯受到影響。此外,另乙個重要原因是由於目前利率結構扭曲,大量的信貸並沒有被投向民間企業,這也導致了民營企業面臨融資約束、人才約束和技術約束等問題。因此,當前的資料顯示民間投資出現了由正轉負的現象。

當然,高新技術產業是國家的戰略發展方向,國家在產業層面進行了大量的支援,孵化出了大量的高新技術企業。持續推動創新驅動戰略,持續加強研發投入,提公升金融扶持力度,推動高技術投資的發展,這已經產生了良好的收益並形成了乙個良性迴圈。

今年上半年,支撐中國外貿的“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都是基於高技術投資的產物。組織層面,我認為這是一定要看到的乙個極大的亮點,也是穿越週期最為重要的乙個主導力量。

對於當前一些投資結構性變異和總量性變化,需要進行客觀和理性的分析,而不是簡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