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对其家世的撰述，为朱明皇朝家族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独家材料。这些开国文献类型 多样，写成于大明王朝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其书写与明太祖身份、地位、思想的转变以及时政具有紧密的联系。
在这些御制文字中，明太祖没有避讳家族所历之“艰难”，也没有刻意构建漫长而光荣的家族世系；
然而这只是表象，崇尚天文、星象、占卜的明太祖，通过在回忆中植入一系列神秘叙事，以达到“明昌运”的目的，后者才是明太祖家族历史撰述的核心。
当然，这种明显的构建意图是逐步形成的，它是明朝开国神化的起点，也为后世的进 一步加工指明了方向。
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世及其早期经历，几乎全 以其本人的亲笔为史源，这是历代开国君主“帝系”记述的特殊情况。
一是为已故尊亲、故旧撰写的祭文、祝词与碑文含神道碑、庙碑，其中以三篇置于“朱氏先垄”明朝建立后称皇陵的碑文———即自立为吴王前的《朱氏世德碑》、明朝建立初的《皇陵碑》危素代笔和洪武中期的《御制皇陵碑》——最为系统。
二是封赠诰词与赐敕。太祖称帝后，对已故三族 之亲及微末时恩人皆肆冥封，诰文多出御制如《追封陇西王李贞诰》《追赠义惠侯刘继祖诰》
他还通过赐 敕的形式与微时邻右追忆旧事如《赐署令汪文、刘英敕》。这些文献常存有朱氏家族在元末的生活信息， 惟较为零碎。
三是具有丰富叙事性的记事性杂文。如《御制纪非录》记有其大哥早年家庭生活的一些作为；《扬王行实》则是明太祖为其外祖父撰写的传记，塑造了一个 具有传奇色彩的宋朝老兵形象。
以上这些文字共同构成了明太祖对其家世的回忆。由于它们出自开国君主本人亲笔（或为儒臣撰文 提供底稿），属于独家第一手材料，因而史料价值极高。
过去它们主要被用来复建明太祖家族的简短历 史，除此之外，深入探研阐发者不多。笔者在系统研 读明初开国纪事时发现，这些关于朱氏家世的御制文 字，含有许多值得抉微的隐秘信息；
明太祖在不同时 期对其家世的书写与时政存有紧密关联，暗含了他随 着事业的成功，刻意构建其家族记忆的意图与努力。 本文试作发覆，从家族史纪事的角度窥探明太祖思想 变化之一斑。
朱氏家世的最早文本，是龙凤九年明太祖亲撰的《朱氏世德碑》。其中写道： “起兵以来）连岁征伐，拓境吴楚瓯越，方数千里，由是累膺显爵，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赠 官略）。
以闰三月十一日祇诣先垄，焚香告祭，遵旧典也。”交代了碑文撰写的起因，是韩林儿龙凤政权敕封太祖三代，考妣为吴国公与吴国夫人。
朱氏世德碑》为研究明太祖的家世提供了最早的一手材料，文献价值极高，早在明中期就已有所抄 录、整理与传播。
但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碑记本身，对该碑树立的政治背景多所忽略，故不能深切发明此碑 撰述之“意义”。
明史·太祖纪》记载了当年风云变幻的形势：二 月，“（陈）友谅将张定边陷饶州（今属江西）。张士诚将吕珍破安丰（今安徽寿县）”，可谓东西两大劲敌 同时并举。
时任龙凤政权“江南行省左丞相、吴国公” 的明太祖，不顾部下劝告，亲率徐达、常遇春等大将驰 援龙凤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
在击败吕珍后，挟韩 林儿归滁州，自还建康（即南京），而命徐达等移师围 攻庐州（今安徽合肥）。
然而庐州久攻不克，陈友谅趁 机大举，顺流而下，进围朱军江上重镇南昌，遂分兵陷 吉安、临江、无为等地。
朱部镇守诸全（今浙江诸暨） 的大将谢再兴，也于此时叛附张士诚。一时间，朱部 在三个方向同时受敌，陷入自占领建康以来最为险恶 的环境中。七月，明太祖亲率大军救援南昌，与陈友 谅在鄱阳湖展开决战。
当时，明太祖坚持“自将救安丰”，并不是对己有利的选择，事后他曾对劝谏过他的刘基说：“我不当有 安丰之行。”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似乎只能解 释为素来强调君臣之分的他，对于“大义”的强行宣示 与践行或还有避免龙凤朝廷被张士诚所掳而陷入政 治被动的考虑。
他的“事功”得到的回报，是升任“中 书右丞相、太尉”，至此位极人臣。明太祖对此十分重 视，亲自撰写碑文，派人到濠州先垄祭告。
朱氏世德碑》基于祖德与报本两大主题，缕述 “朱氏之原委”，云：“先祖父积功累德，天地之报，茂于 厥后”；
又云“重念报本者礼所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 己能，实先世灵长之泽垂衍后昆。”全文却没有一 个字感激君恩，这与他亟急救驾的迫切初心完全不 符，值得玩味。
龙凤九年的仲春到仲夏，多方参与的激烈战争， 决定了当时三大军政集团的命运：龙凤政权失去了权 部地盘与武装，反卵翼于其强臣的保护之下；
陈友谅战死，汉国灭亡的命运已定；明太祖在救主（并趁势控 制龙凤朝廷）和战胜最大的强敌后，疆域大增，兵强马壮，奠定了未来争夺天下的实力基础。
次年（正月初 一，“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 书省。《实录》说这是群臣“屡表劝进”的结果，后 世皆据此文，称“（上）自立为吴王”。
明太祖前因救驾进封中书右丞相，至此又因同时战胜东、西二雄（陈友谅、张士诚），武运昌盛，乃“自 立”为吴王。
但问题是，朱氏虽然“自立建国”，却没有抛弃龙凤旗号，此后三年，仍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 的形式发号施令。
吴王之号似应得到龙凤政权的封 拜与书面认可，所谓“自立”，并不那么名正言顺；
实录》称“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一如丙申年 “诸将奉上为吴国公”的纪事，不过是明朝史官将太祖与龙凤政权划清界限的讳辞而已。
韩林儿自被迁到滁州，就处于朱氏的监视控制之 下，龙凤之号已完全失去号召力，对明太祖来说，也无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价值。
那他为何还要奉“皇 帝圣旨”呢？这跟他不顾一切救驾一样，是一件看起 来很矛盾的事，《朱氏世德碑》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产物。
明太祖因龙凤政权的追赠恩典而撰写《世德碑》， 碑文却一味称述祖德，谆谆嘱咐：“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之所望也。于是备书于石，以传信将来，有所考焉”
竟无一字颂及 君恩，碑文实为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结合体，太祖“臣而不臣”的心迹于此已露。新的吴国也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所谓“自立”仍包裹在龙凤的旗帜下。
直到龙凤十二年十二月，明太祖沉韩林儿于水，改次年为“吴元年”，才彻底切割与起家“妖术”的龙凤政权的关系。
可见后世史臣虽率意篡改史实，而明太祖身处当时，则不得不在形势变化与话语构建中寻找一个稳定 的平衡点，显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综上，《朱氏世德碑》是明太祖臣服于龙凤政权，为其“勉建事功”的产物。它问世的时机非常微妙，正 当元末几大军事势力盛衰转变的关键节点上，因而其 书写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明太祖的强势崛起与完 全独立，碑文很快成为忌讳之物，大概在濠州归降后，即遭毁弃。
幸而该碑在朱氏 势力未及之先，已于朱氏先垄树立三年有余，碑文 被人抄录下来，得以流传后世，为我们研究明太祖身 份急剧转变之机书写的变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皇陵碑》之立与弃：对朱氏家世的再明太祖即位次年的二月，“诏立皇陵碑”。这是第二块记录朱氏家世的碑文，已具有皇家文献性质，它与《朱氏世德碑》命运相同，二碑树 立未久，均遭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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