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在嘉靖皇帝面前只是个端茶递毛巾的奴仆，但到了太监们中就成了万人敬仰膜拜的“老祖宗”。
身居大内的“总管”大太监吕芳，从“法定职权”上看貌似只是传达皇帝旨意、掌管宫廷机要、服侍皇帝起居的“内侍”，但实际上却是可以与内阁辅政大臣们共商国是、草拟和影响皇帝诏旨、左右乃至控制着朝堂政局的“相国”。
正如电视剧中所演，吕芳竟能“越俎代庖”，夜访严府，居中调停当朝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不明就里的严嵩和徐阶还不敢不给吕芳面子。
如此景象，足见吕芳这位深宫宦官的权势之煊赫、地位之显要。也就难怪电视剧中的另一大太监陈洪，做梦都想要取吕芳而代之了。
那么，司礼监掌印太监究竟是何职务？吕芳又为何会被称为“老祖宗”？
（一）以二十四衙门为代表的明朝庞大宦官“金字塔”
明朝的宦官人数极多，甚至超过了京城所有在任文职官吏的总数。史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时，“七万宦官竞相奔走”。清代乾隆朝考证明史时，说“明朝有宫女九千，内监十万”
如此庞大的宦官群体，又接近国家权力中心，自然需要一套严密复杂的组织结构体系。
在明朝，这套组织体系被设计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这二十四衙门分别是：
司礼监：掌管奏章文书、御前勘合、审阅批红、传宣谕旨、宦官人事、守备卫戍、厂卫特务、皇帝读书起居。
御马监：统领亲卫禁军、御用兵符。
内官监：负责宫殿工程营造、宫廷器物置办。
司设监：负责仪仗、帷幕、帐幔、扈从卤簿等皇帝出行、礼仪事务。
御用监：负责皇帝和皇室成员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用品、家具置办。
神宫监：负责太庙等祭祖场所的清洁、维护、香灯。
尚膳监：负责御膳和宫内食物、用餐、宴会置办。
尚宝监：负责保管玉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负责保管宫廷文集、铁券、告敕、信符、图书等文书资料。
直殿监：负责宫廷庙宇的清洁打扫。
尚衣监：负责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冠冕、袍服置办。
都知监：负责皇帝出行的随从、引导、清道。
惜薪司：负责宫廷所用烧火炭柴置办。
钟鼓司：负责宫廷钟鼓、演乐、杂戏。
宝钞司：负责宫廷所用纸张置办。
混堂司：负责宫廷洗浴。
兵仗局：负责兵器、火药制造。
银作局：负责金银器物饰品制造。
浣衣局：负责宫廷衣物、被褥清洗。
巾帽局：负责宫廷和宗室人员的官帽、靴子制作。
针工局：负责宫廷衣物制作。
内织染局：负责宫廷缎匹绢帛的纺织印染。
酒醋面局：负责宫廷食用的酒、醋、糖、浆、面、豆的置办。
司苑局：负责宫廷园艺、蔬菜瓜果种植。
上述二十四衙门中，“监”的地位高于“司”和“局”。凡直接为皇帝的工作、施政、起居、出行、礼仪、典章、卫戍提供服务的，一般称为“监”；凡为所有皇家宗室、宫廷大内提供各项后勤保障服务的，一般称为“司”或“局”。
与朝廷上的六部九卿一样，二十四衙门都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场所，一般分布在皇城之内、紫禁城周围。越是职权大、距离皇帝亲近的，其办公场所的地理位置也距离皇宫更近。
二十四衙门的首长，一般称为掌印太监（或提督太监、监督太监）。每个衙门内部，在掌印太监之下，还有副职、长随、典簿等一众官吏，以及二级、**部门和分支、外派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宦官都可被称为“太监”。
在古代，“监”，是官僚**机构常用的名称，如国子监、钦天监。“太”，就是大的意思。“宦”，出自星座名称，天上的宦者四星皆在帝座之西，因此以“宦”形容帝王的近侍幸臣。
宦官也是有官位品级的。在明朝时，只有宦官中地位品级较高者，才可被称为“太监”。太监之下，还有少监、中监、监丞等多档官阶。
但相对于同朝的宰辅来说，太监的品级并不算高。
十二监”（包括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品级只是正四品，仅相当于地方上的知府；“四司八局”的掌印太监，品级只有正五品，仅相当于地方上的同知（知府的副官）。而与之同朝的三公三孤、内阁宰辅、六部尚书、都御史，一般最低也是正二品的大员。
此外，二十四衙门仅仅是宦官中的“内廷”，并非全部。二十四衙门也有着自己的外派、分支机构和辖属单位，例如：
负责宫廷内府物资**运输的内府**库、司钥库、内承运库等；
代为掌管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
常驻于南京（与北京并立的都城）、天寿山（皇家陵墓所在地）、凤阳府（朱元璋故里）、湖北承天府（嘉靖皇帝潜邸和显陵所在地）等对皇权有特殊意义地方的守备太监及其随员；
派驻于全国各地、负责监视辖区军政事情、刺探军民情报的镇守太监、分守太监、守备太监及其办事机构；
负责提督军营和出任监军的太监及其随员；
负责监督市舶、漕运、朝贡、征税、采矿、采购、织造、仓储、烧制等经济和工业事务的太监及其办事机构；
负责把守皇宫门卫、京城门卫的太监及其随员。
太监们虽品级不高，但背后代表的却是皇帝的权威，责承天子，事属机要，直接为皇帝办事、向皇帝汇报，所以权势并不小。
例如《大明王朝1566》中最后疯掉了的杨金水，职务就是“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
杨金水的品级约在从四品到五品之间，但即使是贵为正二品的浙江布政使郑泌昌、正三品的浙江按察使何茂才，见了杨金水也要对他礼让三分。至于从三品的杭州知府高翰文（杭州税粮年二十万石以上，知府秩从三品），见了杨金水都得要自称“晚辈”“下官”了。
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郑和，亦是一位代表皇帝出使海外藩国的大太监。
早年的郑和因在靖难之役中立功而被拔擢，先后出任内官监太监、正使太监，后以使团团长的身份代表大明王朝出访海外，晚年则任南京守备太监直至离世。
（二）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
明朝二十四衙门中，权力最大的第一是司礼监，第二是御马监。
司礼监，可参与政事，手握批红大权。
御马监，可参与军事，直接统领禁军。
特别是司礼监，职权最重，与皇帝最近，参与军国机要最深，而且拥有管理任免其他各衙门太监的法定职权，是其他各宦官衙门的“上司”，处于庞大宦官“金字塔”的第一层，因此也被称为二十四衙门之首、“内府第一署”
司礼监的首脑成员一般包括：提督太监一人，掌管皇城礼仪、刑名、宦官差使、门禁、物资**等事务；掌印太监一人，掌管奏章、勘合事宜；秉笔太监若干人，掌管文书、奏章、批条事宜；随堂太监若干人，是秉笔太监的助理。这些人，都身居庞大宦官体系“金字塔”的顶尖。
名义上，提督太监在司礼监的位次最高，但实权并不大。实际的一把手是掌印太监，《大明王朝1566》中的吕芳便是担任此职。
由于司礼监的超然地位，吕芳不仅是司礼监的首长，也是整个宦官群体的首长，朝堂地位可比肩内阁首辅。由于宦官没有家室、没有后代、没有功名，人身完全依附于皇帝，一干就得是一辈子，所以太监们都把吕芳视为“老祖宗”也就成了一种职场传统了。
秉笔太监，亦属于司礼监的领导班子成员，也是在整个宦官队伍中仅次于司礼监提督太监和掌印太监的高层。《大明王朝1566》中的黄锦、陈洪等人便是担任此职，他们虽在吕芳之下，但同样可直接接触到皇帝，朝堂地位可比肩内阁大学士，所以陈洪才敢私下拆吕芳的台。
几位秉笔太监中，职权也是有轻重高下之分的。
其中，排名靠前的秉笔太监（也有称之为首席秉笔太监）可以提督东厂，直接管理特务机关，职权最为紧要。《大明王朝1566》中，吕芳还未**时，陈洪便是担任此职。
历史上，万历初年的大太监冯保也是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职提督东厂，架空了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孟冲，成为了司礼监的真正话事者，也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朝堂中唯一忌惮的人。
明朝末年“九千岁”魏忠贤的最高职位，也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权倾朝野，以至于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体乾反倒鲜为人所知。
明朝太监刘若愚就曾写道：“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
行走在司礼监的高领红袍大太监们，几乎占据了今天明史影视剧一半的荧屏。他们的名字也在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刘振、王瑾、汪直、冯保、魏忠贤、王承恩……
在明朝中后期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因此宰相职权事实上是由内阁和司礼监共掌。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内阁形同“外相”，司礼监形同“内相”。
而司礼监“批红”的最后一步，就是加盖皇帝玉玺、颁布诏旨，特别是当个别皇帝惰于朝政时，司礼监的意见就成了最终裁决。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司礼监攫取的不是相权，而是皇权。
明朝人沈德符曾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睑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为司礼矣。”
而这些现象，似乎并非明朝开国皇帝们的本意。
明太祖朱元璋曾说：“朕观《周礼》，阉寺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又曾于洪武十七年令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内臣，便是指宦官）
后世的明成祖朱棣也曾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中官，便是指宦官）
但事实上，宦官奉使行事的先河，正是从朱元璋、朱棣这两位明朝开国皇帝开始逐渐成定制的，郑和便是一例。只是此时的宦官，还没有直接干预朝政中枢，尚未达到后世那样滔天的权势。
然而，仅仅到了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和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时期，也就是朱棣死后才十几年，司礼监便已事实上把控了朝政大权。到了明末，有的皇帝（如明熹宗朱由校）反倒成了司礼监太监的傀儡。
（三）从今天视角洞悉明朝宦官权势之成因
明朝，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成熟度达到巅峰的时期，也是以程朱理学为特色的儒家思想和士大夫文化臻于至境的时代。至于此后的清朝，官僚体制设计基本是沿袭自明朝的，儒家思想和士大夫文化还较明朝时更为颓败。
在拥有非常完善的官僚制度设计的背景下，宦官——这一为人所不齿的群体，却能登堂入室、执掌中枢。其本质原因，无外乎“家天下”的皇权制度，和君主一人***的政体。
首先，“家天下”的皇权制度，使得封建王朝“家国不分”。
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就是把宗法血缘视为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治的立身之本。
原本仅仅是服务于皇帝和皇家的后勤保障部门，却能正大光明地建立如此多的衙门、招募如此多的宦官，人数规模甚至超过了同期处理国家政务的各级***这在今天无法想象，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不妥。
而且，宦官没有家室和后代，没有功名，无依无靠，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奴隶。因此皇帝极易于信任和依赖他们。一方面，宦官可以帮皇帝“办私事”；另一方面，宦官也可以为皇帝“背锅扛事”。
就像《大明王朝1566》中的杨金水，赴江南织造局督办的职责，就是为“爱财”的嘉靖皇帝“敛私房钱”，这事儿嘉靖皇帝是没法让正经**去干的。后来出了事，杨金水哪怕遭受着非人的肉体折磨，也要坚持装疯卖傻，就是因为他明白，只有装疯卖傻才是帮皇帝“背黑锅”、让自己和“老祖宗”吕芳都能活命的唯一出路。
其次，君主***的政体，使得权力大小以君主为中心原点向外渐次扩散。
国家权力来自于君主一人，权力是层层相授、层层下放的。谁距离君主越近，谁掌握的权力就越大。尤其是当君主年幼、或者懈怠于朝政时，能与君主直接对话的人，就成了半个君主，而无法接触到君主的人，就只有乖乖听命的份。
这种权力大小主要与较君主的距离远近、汇报层级多少有关，而与**的品级大小、职位高低相对无关。宦官（尤其是司礼监太监）距离皇帝最近，因此实权也就最大。
就好比在今天，领导身边的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一般与领导本人至少相差**）但因能够与领导本人直接对话，是领导的心腹，因此实际权势很大，往往能够与领导的直接下属（与领导本人仅相差一级的人）平起平坐。
再次，皇帝长期在位执政难免会“自我迷失”，使得宦官乘虚而入成为必然。
一个人的智力和健康都是有限的，皇帝也不是“圣人”。
即便刚即位是“明君”，在长期执政久了以后，要么是日益沉醉于所谓丰功伟绩而变得顽固保守，要么是被小人谗言所惑、局限在听不见或不愿听见谏诤之言的“信息茧房”中，要么是身体衰老、心智下降后变得越来越害怕失去权力。总之，最终都会不由自主地依赖近侍宦官和特务机关，来维系个人统治。
一人终身制的皇帝，很难持续地自我修正提升。但宦官队伍却是一茬接着一茬，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小团体和官僚机制，很容易实现自我优化完善。宦官趁虚而入攫取大权，看似是某个权欲熏心、心狠手辣的大太监狐假虎威，实则是皇帝长期在位后一定会发生的历史必然。
最后，儒家思想教化下的文官士大夫阶层，无法形成对君权的有效制衡。
饱读经书、层层遴选的文官士大夫群体，是全社会的精英，也是除了皇帝和宗室之外，主要执掌国家政权的群体。
士大夫们普遍拥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理政经验，不可能看不到问题的弊端。他们也不是因为畏惧皇权而不敢反抗，否则也不会出现《大明王朝1566》开局时，钦天监监正周云逸在三九雪天里冒死谏诤，逼着嘉靖皇帝下罪己诏的场景。
他们之所以不能有效制约皇权，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教给他们的是“君权神授”“忠孝节义”。**可以指责皇帝言行、匡正皇帝过失，但不可以反对皇权、不能对抗君主**，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们把自身的清誉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当然不能给人留下“不忠不孝”的话柄。
大明王朝1566》中，太子裕王安抚被陈洪殴打的百官时，就是靠着“忠孝”和“名节”的一番说辞，一下子击中了人心痛点，让百官瞬间凝噎地说不出话来。
而且，这种“忠孝”“名节”还会演化并固化为一种群体标签。如果胆敢质疑皇权、胆敢“不忠不孝”，那不仅仅是名节保不保得住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就等同自绝于文官士大夫群体，意味着即将被主流所抛弃。因此，理智的**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也就是《水浒传》中经典的“宋江式思维”：“只反**，不反皇帝”
既然皇权不会受到文官士大夫阶层的挑战，那么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太监们，自然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
酌中志》（明·刘若愚）
明朝太监权力有多广？》（棠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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