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还礼、以牙还牙”是个体进行社交互动时遵从的重要社交准则，其一般指个体对做出积极/消极行为的他人所做出的回馈行为。但这一概念仅是互惠行为的一部分——直接互惠。
互惠行为范围广泛，同时存在间接互惠，即多人互动模式。
在接受他人的积极/消极行为后，个体选择向无关他人做出一致的积极/消极行为，这被称之为间接上游互惠。
此外，在观察他人的行为后个体也可能对做出行为的个体或无关他人做出同样的行为，这即为间接下游互惠和间接广义互惠。
分配结果和分配者意图都是影响互惠行为的重要因素，**儿童如何权衡不同效价的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做出互惠行为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
近年来，有研究者深入**儿童如何考虑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做出直接互惠，但并未深入比较两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无法确定儿童的决策偏向。
同时，考虑到分配者意图对不同互惠行为还存在不同的影响，则儿童如何权衡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进而做出不同互惠行为尚不清晰。
个体在不同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条件下做出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尚未可知。
此外，5岁儿童才会形成互惠规范，但3岁儿童已经可以做出互惠行为，有研究者强调情绪的作用。
特别是积极结果下儿童产生的人际感恩情绪，其不仅会增加儿童的直接互惠，同时其或许也是儿童对无关他人产生或做出更多互惠行为的内在机制。
同时，以往研究强调人际感恩背后的积极意图本质，认为分配者意图才是儿童产生感恩情绪的关键所在。
因此研究参考wörle等人的实验范式，考察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对3~8岁儿童互惠行为的影响，以及人际感恩在分配者意图影响3~8岁儿童直接和间接上游积极互惠中的中介作用。
强互惠理论
桑塔费学派的bowles等人认为，人类的合作部分基于人类比较独特的能力。
至少在演化上是较高阶段的能力，而传统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为何出现合作行为，因而其提出了强互惠理论用以解释合作行为的出现与维持。
他们把强互惠定义为个体倾向于先与他人合作，在遭遇背叛后，他们甚至采取自己付出也得不到补偿的代价来惩罚背叛者。
经济学家fehr曾将个体强互惠性作为自变量进行实验研究。
结果发现，在可以进行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情境中，个体的合作行为更多且维持更久，而当个体无法对背叛者进行惩罚时，合作行为会很快消失。
这显示了对背叛者的惩罚是合作得以达成的关键。
互惠利他理论
trivers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论来解释无亲缘个体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该理论认为：
如果利他行为有预期的未来收益，只要帮助他人的成本会小于未来的可能收益，那么个体就更可能做出助人行为，进而保证这种利他行为在自然选择条件下可以继续演化。
axelrod等人后期将triver的理论模型构建为博弈模型，而后出现许多相关的研究文献。
相关研究者认为互惠利他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存在合作并能够持续合作，而这一理论确实可以解释动物世界中非亲缘个体间大部分的合作行为。
然而，这一个理论的前提是个体间进行重复博弈，同时个体要能识别出上一阶段互动的个体，因而其更可能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发生，在大规模群体中这种机制很难适用。
某些发展理论家认为，感恩可能在3~5岁幼儿之间出现，是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
包括情感理解的提高和心理理论的发展，这促使5岁时儿童已经具有复杂的感恩体验。
研究表明，学龄前期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出现显著提高。例如，2.5岁幼儿可以根据其他孩子的情绪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收到了想要的或不想要的物品。
相关研究一致表明，3~5岁幼儿逐渐发展出理解他人信仰和意图对其行为的影响的能力。
感恩体验的核心是将积极的情绪反应与获得某种有价值的利益联系起来的能力。这就要求儿童能识别自己和慷慨的施惠者的情绪，并将其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
横向研究发现，4岁左右幼儿的感恩情绪已能促进其亲社会行为。
5岁幼儿在听到关于描述不同类型友善行为的假设情境的故事后，已经具备了在临床访谈中识别友善他人意图的基本能力。
7~14岁儿童的感恩变得越来越复杂，年龄较大的儿童的感恩越来越多地与慷慨施予恩惠的他人相联系。
纵向研究也发现，3岁和4岁幼儿的心理理论与他们在5岁时对感恩的理解有关，即他们将积极情绪归于受益人，并将积极情绪与慷慨施予恩惠的他人联系起来。
algoe在fredrickson提出的积极情绪的“拓展-构建”理论基础上，开发了感恩的“发现-提醒-绑定”理论，分析了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其主要观点是，除了简单的经济交流之外，感恩还具有加强社会纽带的作用。
该理论假设，由于他人好意而产生的人际感恩会增加个体做出亲社会反应的可能性，它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友谊，提醒他们现有关系的价值，并绑定和加强这些社会纽带。
这表明人际感恩这种感恩情绪因他人的恩惠而出现，相对于对个人价值的普遍感恩，或许能会促进个体做出更多的亲社会反应，进而让个体做出积极互惠或增加积极互惠强度。
人际感恩作为非道德动机，可能是积极互惠行为出现的基础。
当一个人通过他人的良好意愿而获得利益时，他/她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并会心存感激地做出回应，进而做出积极互惠。
发展研究表明，感恩情绪会增加4岁儿童对之前赠予自己礼物的施惠者的帮助行为，同时增加儿童的分享行为，而仅仅是获得礼物的积极情绪并不会让个体做出更多的帮助行为。
此外，感恩情绪创造的强烈的亲社会动机也可以指向无关他人，比如，被要求心存感激的成年被试更有可能对陌生第三方表现得慷慨。
针对4岁幼儿的直接互惠和间接上游互惠研究也发现了互惠行为背后的类似感恩动机的证据：接受帮助的幼儿对帮助者的评价更积极，会给予帮助者和无关他人更多的帮助。
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对3~8岁儿童间接下游互惠的影响
研究发现，积极意图-积极结果条件下儿童对分配者行为的道德评价最高。
此时5~6岁和7~8岁儿童会做出间接下游积极互惠，消极意图-消极结果条件下儿童对分配者行为的道德评分最低，此时5~6岁和7~8岁儿童做出间接下游消极互惠。
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均更多给出与互惠结果相关理由。
在积极意图-消极结果条件下5~6岁和7~8岁儿童做出间接下游积极互惠。
消极意图-积极结果条件下7~8岁儿童做出间接下游消极互惠，7~8岁儿童在意图和结果效价冲突时互惠强度低于效价一致条件。
同时儿童会给予积极意图行为更高道德评分，在考虑互惠理由时也更多考虑分配者意图或意图和结果均考虑。
一方面，间接下游互惠直至5岁以后儿童才能够做出。
这或许是由于间接下游互惠的复杂性，其需要儿童记住先前分配者的行为，并再对分配者做出，一般认为这种形式的互惠直到5~6岁儿童才会出现。
vaish等人研究也发现，3岁儿童对于对他人表示善意的分配者不会做出更多的积极分享行为，即未做出间接下游互惠。
学龄前的儿童在具有互惠规范之后，才能在更多复杂的情境中均可做出间接下游互惠。
但从道德判断结果来看，儿童会对做出积极意图或积极结果的分配者行为均会给出较高的评分，即儿童对分配者行为的道德判断同时受到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的影响。
这或许是3~4岁儿童的认知和行为间的差异，这是由于间接下游互惠本身的复杂性亦或是儿童本身亲社会行为的主导驱动尚未可知，仍需进一步**。
同时，无论积极结果或者消极结果，5~6岁和7~8岁儿童均会在积极意图下做出积极互惠，即儿童的间接下游互惠更多受到分配者意图的影响，分配结果的影响非常微小。
同时5~6岁和7~8岁儿童的道德判断也表现为对积极意图的高赞扬性，这与以往儿童考虑行为的道德判断的结果到意图转变的研究一致。
分配结果对儿童间接下游互惠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点在5~6岁儿童中体现最为明显。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不同于研究中儿童作为接受分配结果的接受者，分配结果的有形和明确性更可以直接被儿童感知，间接下游互惠情境中儿童仅是旁观第三方，不直接接触分配结果。
此时儿童会更多考虑分配者意图做出判断，同时进行分享时互惠理由解释也能说明儿童更在意分配者意图。
对于7~8岁儿童而言，分配者意图是其做出间接下游互惠的重要标准，在积极意图下会做出间接下游积极互惠，在消极意图下会做出间接下游消极互惠。
这可能是因为作为第三方的7~8岁儿童的心理理论进一步发展帮助其更好地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站在接受者角度来考虑问题。
而在他人消极信息与自身不存在利益关联时，这种明确的社会认知评价及换位思考能力或许可以弥合作为旁观者的儿童与他人之间的“自我关联鸿沟”。
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对3~8岁儿童间接广义互惠的影响
研究发现，三个年龄组儿童在积极意图-积极结果条件下均会做出间接广义积极互惠；7~8岁儿童在积极意图-消极结果条件下也会做出间接广义积极互惠。
首先，积极意图-积极结果下三个年龄组儿童均能够做出间接广义积极互惠，但是较少提到互惠相关理由，这表明互惠规范或许并非儿童做出间接广义互惠的唯一原因。
以往研究发现，间接广义互惠的操作性定义更相近于模仿学习。
1岁儿童已经会模仿看到的帮助行为，2岁儿童也会模仿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亲社会反应。
事实上，模仿已经被认为在早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出现，从模仿中学习的社会学习或许就是儿童做出间接广义互惠的基础。
然而，如果仅以模仿学习来定义间接广义互惠的话，无法解释为何仅存在间接广义积极互惠，而间接广义消极互惠并不出现。这或许需要深入**互惠行为的内在机制。
wörle等人通过实验对儿童互惠概念理解及互惠期望进行研究，强调模仿学习并不是儿童互惠行为的唯一机制。
当3~6岁儿童被要求口头**其他人的行为时，儿童的认知发展也会影响儿童对他人行为的预期。
同时，3岁儿童已经能够判断他人行为的恰当性与否，因而，在看到分配者对他人的消极分享之后，儿童会考虑该行为的不恰当性而不进行模仿再现。
3~4岁和5~6岁儿童对存在积极意图或积极结果的分配行为均会给出较高的积极性评分，即儿童的道德判断同时受到分配者意图和分配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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