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礼与政治等级的统一是感性文美与权力秩序的结合，唯有在此基础上，贵族们才会产生文质相通、中正平和的文质观念。
譬如，因反对僭越等级而反对过度华美、因反对卑微失位而反对鄙野无礼，从此确立了“文质相济的中和之美”与“文质相符，不可偏废”等文质思想，也使中国古典美学具有了追求“中和之美”的文化基因。
文礼与政治等级统一的理想状态是贵族具有令人“畏而爱之”的等级威仪。威仪集中体现了文与武、文礼与政治等级、仪态与道德的高度统一，是文质相济的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完美实现。西周时，威仪的观念已是文质观的前身；春秋时，亦为文质观的重要内容。
首先，“文”字出现甚早，至少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最初的含义可能是交错的文彩和交互的纹路，如“画缋之事，杂五色……青与赤谓之文。”（周礼·考工记》）
又如许慎《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解释为“交错之画”，“像两纹交互也”。既然“文”有交错之意，就需不同物体的互动，需要“和而不同”的交会与感通，单独的物体无法形成“文”；
故《国语·郑语》曰：“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周易·系辞下》亦曰：“物相杂，故曰文。” 文的类别非常丰富，最早应是“天地自然之文理”。如“鸟兽之文”（《周易·系辞下》），即“飞禽走兽身上的纹理”。
文也指物体的文彩与文饰，如陶器上的纹路、织物上的文绣等，《诗经·小雅·六月》曰“织文鸟章”，“文”即花纹。 相对于“文”字，“质”字相对晚出，目前甲骨文中尚未发现，而且其出现频率不如“文”字高。
不过，在文质观中，“质”的意义更为根本。而且，在与“文”对举时，别的字也具有“质”的含义，如“情”、“用”、“本”、“实”，等等。许慎认为“质”最初的含义是“以物相赘” ，段玉裁解释为“如春秋交质子是也”。
段玉裁又曰：“引伸其义为朴也，地也。”其实，作为抵押物的“质”和作为“本始材朴”的质，应该不是引申关系，它们的距离比较远，或许有一个是假借；但哪个在先，哪个是借用，或者两个都不是造字本义，目前很难确定。
若从字形上看，质更像是一种等价交换物的观念。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质”既具有物质交换的实体意义，又有质朴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文质观主要是对文质关系的看法，在其起源之初，首先是一种气象万千的广义的美学，也是包纳一切的文化论，提出了古代文质关系的基本问题，奠定了后世文质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其兴起的春秋时期，文质观主要是谈论朴素。之质、自然性情、道德内质与文饰、外在表现、礼乐文教、文学艺术的关系。
就质的自然性而言，文质观既指物体的素朴之质与表面文饰的关系，也指人的自然禀性与礼乐文化关系、自然情感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其中，自然禀性包括身心条件、本能性情与性格、天性之善、欲望、原始的行为方式（如勇武、武力）等。
外在表现包括语言、容貌、神情、衣饰、举止仪文等。就质的社会性与道德性而言，文质观主要指道德内质与礼乐仪文的关系。道德内质，其正面如敬、慎、勤、善、孝、慈、惠、仁、义、忠、信、谦等，反面如昏、恶、贪、怠、惰、傲等。
有趣的是，春秋贵族欲知他人之志，有时并不直接相问，而是特意让对方赋诗，从而以诗观志，其方式极其委婉、文雅而有文化深度。如《左传·昭公十六年》，晋国的韩起让郑国的六卿赋诗，希望以此知道郑国的志向。
郑国六卿也赋诗得当，不仅所赋之诗不出郑诗之外，而且都亲昵友好。韩起由此认为六卿将数世保有官职，郑国也将兴盛了，曰：“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
春秋的贵族普遍追求德礼的相济与兼修。即使战争或称霸也注重德礼的兼备，如《左传·成公十六年》申叔时说：“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这与战国时期毫无信义而兵不厌诈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又如《左传·文公七年》晋国的郤缺非常重视道德，曰：“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亦十分重视礼乐，认为没有礼乐会导致叛乱，不如让归服的人歌唱自己的德行，以此巩固霸政，说：“无礼不乐，所由叛也。
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实在是单纯而美好的文质思想。春秋贵族们之所以如此单纯，是因为贵族社会普遍遵守道德信仰与礼文规范，有着文与质的高度统一。
所以，他们的单纯实在是一种笃实的诚挚、一种烂漫的醇厚，也是一种可爱的天真、纯粹的光明和高贵的文雅，并不等同于后世的迂腐或愚蠢。
可是，当《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坚守古代仁义军礼而战败，既被时人责怪、亦被后人嘲笑为“迂腐”时，则又说明贵族的文质思想在将臻鼎盛之时暗现衰落之迹，是春秋时期德礼兼修的文质理想终将逐渐失去实效而在现实中受挫的表现，也是战国社会必然不讲德礼、兵无常法、唯利是图的征兆。
总之，在春秋的真实历史情境中，不***活动还是日常生活，道德与文礼总体上都是紧密融合、高度统一，德礼的相通、相济与兼修成为贵族的核心价值追求。
这便是既“明之以德，成其质善”，又“文之以礼，合于法度”，使德性之善质与礼乐之文美的相得益彰。
这是春秋文质观追求文质相通、文质相济的主要内涵，也是这种文质观念在春正因为文礼与政治权力、道德、情志都相通，而且被要求与这些相符，所以文礼不仅是对主观君子人格的培养，更与命运相通，深刻影响着贵族的社会地位、生死存亡与国家安危。
正如刘康公所说：“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左传·成公十三年》） 所以，人们高度重视礼对命运的决定作用，秋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
春秋晚期，孔子尚努力重整贵族文质观以维系文质统一；至战国，则贵族文化彻底衰弊，诸子争鸣，文质观分化。
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变革、周代权力体系坍塌及若干世族覆灭使贵族阶层在春秋晚期日趋衰落、在战国时期全面崩溃，也使文化话语权从贵族阶层转移至新起的士阶层；
而新起的士阶层（除了儒家）多否定贵族文化，对其群起而攻之，也否定贵族和儒家追求“文质中和而相济”的文质观 ，不再强调文质的统一，普遍具有“重质轻文”的倾向，导致文质观分化。
诸子对贵族文化的否定恰如《庄子·天下》所感叹的那样：“悲夫，百家往而不道家与儒家针锋相对，不以春秋以来的道德为质，而仅以自然为质，主张废弃文与礼，追求回归本质、复归本真。
如《庄子》认为“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故需“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胠箧》）。可见道家已将春秋贵族与儒家的礼文弃之如敝屣，非但没有“质因文成”的思想，反倒有“文以害质”的意味。
中国古代的“文”虽然不能离开道德政教，但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直受到其管控而全无独立性，也未必如近现代文艺理论批判的那样发挥着那么恶劣的影响。
在极注重道德人伦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成为一种浪漫的人性补偿，这也可以视为“文”对“质”的补充与救济，正好符合春秋文质观的内在逻辑，恰似一种冥冥之中的自我修正，可以使人成为文质彬彬而富有人情味的君子。
更值得深思的是，春秋文质观与汉代以后的主流文质观皆不强调“文”的独立，还自有其深意。文学对道德与政治的关注使文学形成了“政教责任的自觉”，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和政治批判精神”。
这不论对政治文化还是文学艺术都极为有利，可使其刚健深广而少走邪僻之路，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可久”、“可大”，中国文化的刚健稳重与历久弥新亦与此相关。
参考文献
淮南子集释》
论语注疏》孟子正义》
商君书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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