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审美意蕴影响了清代文人书法的审美取向，而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入世传承”和“出世异变”两种发展趋势。
蒲松龄作为清初文人，其书风也深受清初儒家审美的影响。早期对蒲松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用的科考书写，后期科举失意，他开始对儒学书风审美进行思辨，从馆阁书风到有意无法的自然书写，正是其对“器”与“用”的辩证态度。
中国儒家思想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自西汉至清代的1500多年间，封建统治者已将儒学与皇权合为一体，并将其渗透到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故而，历代文人的艺术创作大都与儒家思想产生碰撞，这也对清初蒲松龄的书风产生重要影响。
蒲氏是清代杰出的**家，后人对他的**、诗文、戏剧等作品研究较多，对其书法艺术观照甚少。故此，以儒家审美为视角，以蒲氏书学为例，探析清初文人书风对儒家美学的接受。
孔林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一处集文化、宗教、艺术等多元价值的文化圣地。“自西汉将儒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后，孔子儒学思想深受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尊崇。”
因此，带有儒家中庸审美的孔林书风就成为儒家审美意蕴的典范。“这种审美是关乎艺术本体论、价值论与创作规律的艺术哲学，注重精神境界与道德修养；其审美导向主要表现为由表及里的人文的精神。”具体表现是汉字书写的审美再现，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孔林书风的线条和章法
具有庙堂之气孔林中有5572块碑刻，每一通碑文的书写都略显雄浑。例如《孔宙碑》，碑圆首，有穿晕，碑额篆书“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碑刻线条中实而沉稳，以中锋用笔书写而成，犹如折叉股，呈现中实美；同时，它具有“章法的整齐美”；每一行的重心皆在一条直线上，威严而整齐，给人一种整齐而威严的美感。
（二）孔林书风具有中和美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和美”源于孔子儒家的中庸思想。因此，孔林碑刻的书体大多以雍容大度的中和之美而闻名。“这一根基源于儒家表现为探索精神和实用理性，其目的是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
清代“继承了明朝的典章制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稳定秩序”，因此，统治者在科考审美上沿袭明末的“台阁体”，以“乌、光、方”的评判来充当儒家中庸之美。这期间，并非所有的文人都以儒家倡导的家国情怀为己任入世科举，其中一部分晚明文人选择出世脱俗，追求精神自由。
所以，清初文人书风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接受呈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将儒家思想践行于书法中，开启“入世传承”；一种是反思儒家伦理，将现实的矛盾寄托于书法，开启“出世异变”。
（一）文人书风的“出世异变”
中国历代的文人深受儒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影响。这让多数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都受到双重刺激。”在“特殊年代的环境中造就了一批特殊心态的人物，而具有特殊心态的移民又创造出斑斓多彩的书法艺术。”
傅山就是典型的代表，其性情孤傲，心继前朝；退隐山林，翰墨丹生。他对儒学审美的态度是典型的“出世异变”，从傅山的《书论》中可见儒家审美对其影响至深。他非常看重儒家伦理典范，在其《作字示儿孙》诗云：“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
诗中大赞具有儒家气节的颜真卿，否定赵孟頫人格的“媚俗”之气，提倡儒家正大气象的美学思想。然而，自入狱后，他的书风开始对儒家审美进行思辨，因而书风大变，将先前儒家的温文尔雅变得更加跌宕起伏。
无独有偶，陈洪授、万寿祺、宋曹、朱耷等晚明文人不仅以书法的形式去践行儒家美学观，而且孤傲不群，求新求异。因此，这种“求新求异”的美学思想，为蒲氏后期标新立异的创作奠定思想基础。
（二）文人书风的“入世传承”
面对清初统治者镇压和怀柔的双重压力，一部分文人开始安身立命，践行儒家修身治国的思想。他们以科举考试为正道，讲究书法的“入世传承”。由于受晚明书风艺术流派的影响，他们在推崇魏晋尚韵书风的同时，也深受“馆阁体”的束缚。
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将儒家审美意识强加于文人书写中，以此达到集权统治。正如王士禛所说：“本朝状元需从书法之优者中产生。”因此，文人书风的“入世传承”成为当时书法审美的主流。清初“入世传承”的书艺审美同样影响到蒲松龄的书学观。
蒲氏作为清初文人的代表，其书风也深受清初儒家审美的影响。这种影响贯通他生平、创作等多方面。
（一）儒家审美与蒲氏科举
蒲氏的科举书写受到儒家审美的影响。他出身诗书家族，视儒家修身为典范。因此，修身立命，参加科举，以此实现自身价值。蒲松龄19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文名籍籍诸生间。
年少有为离不开辛勤的付出，从他《醒轩日课序》可以找到书学佐证：“谓余曰：‘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余曰：‘善！’遂集十数业，借晋石籍而授之。
清代科举以“馆阁体”的儒家审美为主，蒲氏从“每晨兴而为之”到“作一艺、仿一帖”，不仅践行儒家勤奋之品质，还以儒家书风的审美为标榜，这从他《蒲氏世谱》中的书体可以得到佐证。
蒲氏世谱的书写可谓书风的代表之一，属于典型的馆阁体，笔法精到，结体雍容大度，上追魏晋风韵，下宗唐宋之法。所以，儒家审美的书风对蒲氏早期书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科考的实用书写。
（二）科举失意与书风思辨
蒲氏面对科举的失意，内心充满矛盾。这不仅有士子情怀的渴望，也有现实科举的无奈。因此，他后期的书风对儒家审美的接受产生了思辨精神。这种思辨精神主要反应在蒲氏对“器”与“用”的态度。
蒲氏想通过科举成为国家之“器”，然而封建上层的不“用”之举，却坚定他文学创作的决心。于是他践行儒家思想，效仿古之贤能，著书立传。
蒲氏深知“君子不器”之理。既然不能为大“用”，可在小“用”实现自我价值，为谋生计，做过幕僚，最后在毕家做了30年私塾。这期间，他专注《聊斋志异》的创作。此时他的书风出现蜕变，字体变得流畅脱俗，如清风徐来，以文载道。
这从他抄《庄子·秋水》和晚年蒲氏画像题跋的书体对比中可以找到佐证。《庄子·秋水》书体结体空灵，用笔精妙，有晚明书风的姿态，颇有祝允明、王充的风貌。晚期蒲氏画像题跋的书体略扁，牵丝连带，动静结合，行气贯通，流露才气。
长期的文学创作让他的笔墨内涵文气，正如他在《作文管见》所倡导：“文贵反，反得要透；文贵转，转得要圆；文贵落，落得要醒；文贵宕，宕得要灵；文贵起，起得要警策；文贵煞，煞得要稳合。”这种审美思想同样在《拟表》的书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从蒲氏学书继承和创新来看，由先前的魏晋风骨到“馆阁体”书风，再由中和的儒家审美到自然的跌宕抒发，正是蒲氏对“器”与“用”的精神写照。
儒家的审美意蕴影响了清代文人书法的审美取向，而清初社会矛盾的激化，文人书风审美出现“入世传承”和“出世异变”两种发展趋势。
蒲氏作为清初文人，其书风也深受清初儒家审美的影响。早期对蒲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用的科考书写，后期科举失意，蒲氏开始对儒学书风审美进行思辨，从馆阁书风到有意无法的自然书写，正是蒲氏对“器”与“用”的辩证态度。
中国美学史》
中国书法史》
蒲松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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