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中期西州主流货币的变迁与国家控制

2023-11-07 18:45:33 字數 5178 閱讀 2199

西州地理位置优越,东邻中原唐王朝,西接中亚、西亚各国,早在高昌王国时期,便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

因此,西州的**活动十分繁盛,其货币经济也相对更加活跃。在唐朝控制西州之前,其货币经历了从魏晋时期的布帛实物货币到隋唐时期的金属铸币的演变过程。

至唐朝控制西州以后,西州市场上已经形成了金币、银钱、铜钱、绢帛等货币,以及緤布、粮食等其它实物作为等价物共同流通的局面。

而在唐朝控制西州期间,西州主流货币的变迁则经历了由银钱为主流货币向铜钱为主流货币的转变过程。

唐西州时期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种类复杂,每种货币都有各自的流通区间又相互交替使用,西州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为银钱、铜钱和绢帛,又夹杂着金钱,甚至还有緤布、谷麦等实物作为等价物。

唐代统治西州初期,由于地理位置,商品流通以及货币流通习惯等原因,在西州建立后的六十余年里,银钱依然如西州建立前,作为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主要货币进行流通。

在唐控制西州期间,金钱、银钱也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金钱由于**少且并不在民间经济往来中常见,故应为银钱之辅币。

直至唐高宗时期, 由于银钱**减少,唐朝铜钱及绢帛等官方货币开始随着商贸活动以及军队需要逐渐运至西州地区,银钱在流通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开始被铜钱占领,同时,西州地区货币的种类也开始变得更加多样化。

以西州富户左憧憙为例,作为以理财发家的前庭府卫士,他从事的诸多经济活动为其带来巨大财富。

因此通过研究他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经济活动,可以发现西州相对富裕家庭的生活情况。而富裕程度在唐王朝的法律中,也可以通过“户等”这样的专有名词加以辨识。

左憧憙能够被唐朝官府选中充当府兵,势必受到唐王朝“户高丁多”的招收府兵原则影响,而其财富程度也说明其属于“户高”类型的。在随军出征过程中,其相关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着大量使用银钱、铜钱、绢帛进行交易的情况。

绢帛在西州乃至唐代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绢帛既是商品也是货币。因为绢帛等丝织品是中国古代家庭手工业的产品。

在小农经济模式下,尤其在农村地区丝织品可以发挥其使用价值,直接作为消费品使用,也可以作为等价物实现基层社会商品经济中的交换和标明物价,即其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的功能。

铜钱在唐控制西州时期出现的频率已经大有超越银钱、绢帛之势,虽然受银钱**减少,唐代对西州货币政策等原因影响,这与铜钱更容易在基层社会经济活动中适应小规模的交易往来和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货币需求也有重要关系。

直到唐朝控制西州末期,随着朝廷局势**,唐***无暇西顾,流入西州的铜钱、绢帛减少,本地緤布作为等价物开始冲击铜钱的主流货币地位,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朝彻底失去对西州的控制。

铜钱作为历代中原王朝最常见的官方铸币,铜钱的统一流通极大程度上体现了古代王朝统治者加强国家控制和社会管理的意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时间国家**局面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严重破坏,其中也包括货币流通的混乱,隋朝在统一之后着手发展经济,恢复五铢钱的流通。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继续恢**展经济,铜钱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而恢**展。铜钱在官方和民间的流通规模在赋税中也有体现,唐天宝年间,“天下记账,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

如此庞大的货币流通数量,也足见铜钱在唐王朝的财政税收中的重要地位,也因此可以理解唐王朝积极推动铜钱流入西州地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唐朝流通的铜钱在建朝初期仍沿用前朝的五铢钱,但因为五铢钱过于轻小,“凡**万才满半斛”。这不仅不利于唐朝官方货币的发行,也阻碍了商品流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所以武德四年,唐朝**下令,“废五株钱,行开元通宝钱”。此后至唐朝灭亡,其主要流通的铜钱均以“开元通宝”为主,中间历经高宗与 肃宗朝时或有“乾封泉宝”、“乾元重宝”,但持续时间都相对短暂。

开元通宝钱一改前朝五铢钱的钱制,意味着人们对铜钱的货币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以及民众对铜钱的价值的重视。“‘通宝’即流通的宝货之意”。

这既表明铜钱作为货 币在商品流通中执行的流通职能,也表明人们希望通过铜钱彰显自己的财富水平和权力等级。

在开元通宝钱被广泛铸造与流通基础上,在唐朝控制或势力影响的地区,铜钱的流通领域范围不断扩大,在流通流域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这其中便包括唐西州地区。

通过西州主流货币的变迁状况可以发现,国家控制在主流货币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控制既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又体现在国家建立的基层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的密切往来中。

从银钱角度上看,银钱随着波斯萨珊王朝的东扩,中西**交流因此而更为直接便利,得以在西州地区流通使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世界货币的作用;

但又随着萨珊王朝的覆灭,以及唐王朝对西域、中亚地区的控制而退出西州地区甚至世界流通领域。而在铜钱方面,铜钱则在唐王朝不断加强对西州地区的控制基础上,不断向西域渗透。

在唐王朝收服西州,又向西征服西域和中亚诸国,并建立安西都护府后,唐王朝对西域和中亚部分地区的控制达到了顶点,铜钱在当地的主流货币地位也得以确立。

随着唐朝**在西域推广均田制、乡里制以及屯田驻兵,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过程出现了由上而下、自下及上的特点。对于西州地区,主流货币的变迁则是唐王朝实现国家控制的典型缩影。

直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日渐衰微,在790年吐蕃占领西州地区之后,唐王朝对西域的实际控制已经不在,后归义军虽收复失地,但也只是名义上的暂时归附唐朝,实际上唐王朝的国家控制已经鞭长莫及了。

在西州的主流货币变迁过程中,唐王朝的国家控制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这种国家控制既包括以军事镇压、强权管理等权力手段实现的政治控制,又包括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构新的社会关系体系、利用诸多基层社会力量实现的社会控制。

而统治者更希望实现二者的融合,并努力实现各区域的社会控制成为政治控制的一部分,推动国家控制的全面有效展开。

由此来看,唐王朝在实现对包括西州在内的西域控制目的上,在政治、制度、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是非常明显的。

而在唐王朝加强国家控制的基础上,西州主流货币的变迁正是其控制力的体现,也是实现其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诸种力量的重新整合,形成新的人际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财政策略。

左憧憙、范欢进等平民阶层通过货币的借贷,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差以达到聚敛财富的目的,进而实现经济身份的转变,甚至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提高。

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此时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方式更具多元化,国家对人身关系的控制也更加宽松,也影响到后续朝代不断转变社会管理的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西州主流货币的变迁在实现国家控制和基层社会管理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主流货币变迁角度上看,基层社会的力量多**于民间市场,这也使西州民间市场成为与唐王朝国家控制博弈的核心。

当然,这也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调控与市场自主运行之间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上的国家与市场关系虽不能完全贴切于中古社会的市场运行,但市场的自主性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人却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

以唐西州银钱、铜钱等不同时期的主流货币之间的变迁来看,从银钱向铜钱转变,这其实是一种逆货币演变规律的现象。

但在短时期内,出于国家稳定政权控制的目的,这一变迁过程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在这一货币变迁过程中,最重要的当然离不开国家控制力量的强弱变化,但其中的市场与基层民众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商品经济和**发达的西州市场上,买卖、租赁、雇佣、借贷等经济活动不断扩大了货币的需求,这使得**较为稳定的银钱逐渐成为西州市场的主流货币。

在银钱流通的鼎盛时期,银钱的地位并没有随着唐王朝的控制迅速消亡,甚至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唐王朝的官方认可。

这也意味着,西州民间市场在影响银钱的流通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要大于国家的强制力,市场自下而上的调节也确实影响到了唐王朝国家控制的执行力。

而在银钱流通的末期,随着银钱越来越无法满足市场的货币需求,也逐渐被西州市场所抛弃。而铜钱在西州市场逐渐成为主流货币的过程中,确实实在在存在着国家控制力量与基层市场的互动与博弈的表现。

铜钱在唐控制西州前期,在国家控制下作为官方货币推行,但依旧没能抵挡住银钱在这一时期大量流通。

银钱在西州的市场和基层民众中的认可度和需求量可见一斑,可以设想的是,银钱若不是停止铸造和向东方传播,必将导致铜钱在西州的推广的更加艰难。

但当银钱不能满足西州市场需要时,西州市场对于铜钱的需要就又回到银钱初入高昌时的局面了,西州市场上铜钱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当然,在唐**官方律令上,作为与唐钱地位不相上下的绢帛来说,其意义不仅仅是在缓解市场上的货币量不足的难题,更是唐王朝在向西州市场和基层民众渗透铜钱、绢帛的主流货币地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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