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影响深远。唐代乐府受吴越文化影响甚深，并因此形成自身特质。本文将唐代乐府放置于吴越文化中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吴越地域文化与唐代乐府的内在关联。
吴越文化作为中华地域文化之一，有着区别于中原的独特文化内涵。其青山秀水的自然环境、吴侬软语的言语特色、风流多情的人文情怀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共同滋养着唐代乐府。
在唐代，部分诗人籍贯吴越更有大量诗人曾流寓吴越之地，受过吴越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其乐府诗歌创作中总是将吴越的影子映射其中。
同时唐代乐府与吴越文化还有着历史渊源。唐代乐府上承魏晋南北朝，当时的经济政治重心正在吴越地区。
唐乐府上承于其，因而诗歌必然带有吴越文化的影子，再加之唐朝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经济中心向吴越倾斜，吴越更成为研究唐代乐府不可回避的重要地域。
吴越文化有着独特的内涵，同时唐代乐府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将两者相联系进行研究，既能以新的视角审视唐代乐府，同时可以为地域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以吴越文化为视角进行唐代乐府研究，有助于清楚理晰吴越文化与唐代乐府之间的横向关联，为审视唐乐府提供新的视角。
吴越文化与唐代乐府两者都是大的概念，其里面又有着多个内涵，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一目了然。本文选取吴越**元素、人物元素、地标元素、民俗元素作为吴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依次分析其与唐代乐府之间的关联，从中可以探知吴越文化渗透于唐代乐府的诗歌创作流传、体系建立及歌舞活动等方方面面。
具体来说，以吴声歌曲为代表的吴越曲题时至唐代仍广为流传并被加以改造创新，吴越歌儿舞女的表演既传播了乐府佳作同时也为唐人乐府诗歌提供素材；
而吴越名人轶事则被唐代诗人引入乐府诗歌中反复书写，为唐代乐府诗歌引入吴越人文情怀。吴越地标则通过曲题、本事、诗句进入唐乐府之中，或作为诗歌大背景出现，或被加以工笔描摹，为唐乐府增添了独属吴越的一抹青绿；
而吴越生活生产、节日信仰民俗同样进入唐乐府之中。吴越文化对唐乐府的影响除诗歌层面外还有**层面。
唐代雅乐体系的建立、大曲的编排、霓裳羽衣曲的呈现均有吴越**的身影，吴越乐器、服饰等 硬件同样为唐乐府活动展开提供物质保障。
通过研究吴越文化与唐代乐府，既清晰直观地展现了吴越文化对唐乐府的影响，同样也为乐府研究提供地域新视角。
其二，进行吴越文化与唐代乐府的研究有助于充实诗人研究。在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中诗人是关键的一环，是他们用心体味地域文化用笔书写文学佳作。
以往的研究多以时间为划分，研究某一时间段的诗人乐府诗歌创作，或聚焦在一个诗人身上研究其在某地域创作的乐府诗歌，而鲜有以地域为视角进行群体诗人乐府诗歌研究。
本文将具有吴越风情的唐代乐府诗歌作为主要研究材料，展现唐代吴越籍诗人与流寓吴越期诗人乐府诗歌创作情况与特点。
将吴越文化进一步细分，从吴越**、人物、地标、民俗文化元素角度揭示唐人所作的乐府诗歌反映 了哪些吴越典型文化，并**其表现手法与思想内涵。
上述研究以吴越地域文化 为总抓手，从新的地域角度切入唐代乐府诗歌研究，并非从大面上笼统言之，而是从小处具体切入，既可为传统唐代诗人研究提供有益补充，也有助于新材料的引入与新问题的引发。
其三，进行吴越文化与唐代乐府研究可以彰显吴越文化。首先，是丰富吴越**文化，体现吴越在唐乐府中的地位。
乐府诗歌具有**文学性质，“*是乐府研究的三要素之一，而且“乐府学研究主要内容是追寻乐府诗**形态”。唐代乐府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吴越**元素的介入。
唐乐府上承魏晋南北朝，《旧唐书·**志》载“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 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可见陈梁吴音是唐代雅乐建立的重要基础材料，从理论层面为唐雅乐构造提供了支撑。除此之外众多吴越歌儿舞女参与乐府活动、传唱乐府歌曲，众多吴越地方乐器出现于乐府活动当中，从实操层面促进了乐府活动的繁荣发展。
将文学与**相结合，以乐府视角** 吴越**，可以拓宽吴越**文化研究思路，给人以新的理解与体悟。
其次，在唐代乐府的塑造下，各个类型的吴越文化元素逐渐文学化和经典化，成为具有文学意味的吴越文化典型，这有利于吴越文化的整合与扬名。
唐朝作为大一统王朝融合南北之文化，吸收历代文化之财富。多位帝王有着良好的**修养，诸多如李白、白居易、王维、李贺等大诗人也热爱**，并积极参与其中。
在太平盛世中，上位者有所热爱，文化工作者积极投身，共同促进了乐府活动的繁荣，自然乐府诗歌也成为众多唐诗中最具光彩的内容之一。
通过进行吴越文化与唐代乐府的研究，可以为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乃至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提供补充与视角。
中国幅员辽阔，根据差异性原则、行政区原则、民族语言原则三大原则可划分为多个地域文化圈，而吴越文化圈则为其中之一。
关于吴越文化圈辖域，王恩涌在《中国文化地理》中指出“吴越文化包括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
长江三角洲是吴越文化区域的核心。” 即以如今江、浙两省为中心。王运熙同样在注解陆龟蒙《江南曲》时指出“提到越、吴，指今浙江、江苏地区。”可见，浙江、江苏二省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地区。
地域文化圈的界限本非如行政区界限般清楚明晰，模糊地带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基于研究对象明确性与**研究的可操作性两方面的考虑，本文的吴越文化即为以如今江苏、浙江两省辖域为主的地域文化。
吴越文化本是吴地文化与越地文化的合称，其文化根源于春秋时期的吴国、越国。吴越文化本分别是两国各自文化，但在此将其糅合为一个地域文化进行研究有着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吴、越两国自古就有密切的关联，两国毗邻，国民多有迁徙。
两国同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吴国北邻越国，对此《左传》中“勾践……与我同壤”的表述直接说明吴越两国地理位置相近 共处一片土地，而《越绝书》中“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则进一步指出吴越两国 毗邻而居风土文化相似。
自无余初封于越以来，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 姓梅，梅里是也。”记载了吴王夫差在战胜越王勾践后，勾践子孙迁至丹阳并以梅（里）为姓氏，而梅里正是吴文化的发源地。战争的攻伐促使了两国民众的迁徙与融合。
“吴与越同音共律”的语言习惯则为两国民众的交流扫清了障碍，而断发文身等生活习惯的相近使得这两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逐渐融合，虽然从行政上看其分属于两个国家，但在文化上看其呈现出合二为一的态势。
其二，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其二者或同属于大一统国家之中，或在**割据的动荡年代中紧密相联，其差异性在岁月的洗礼下逐渐消弭，时至唐代已成为统一的文化区域，这主要体现在唐人的内心认可上。
唐人多将吴越并提。张九龄“吴越数千里，梦寐今夕见”将吴越之所统称为自己的梦寐之地而未加以区分。
全唐诗》在介绍陶峴籍贯时亦笼统言之为“吴越之士”将吴越划归一处。唐代众多送别诗的题目同样将吴越视为一处，即友人即将所往之地。如杜荀鹤《送友游吴越》、张籍《送友人卢处士游吴越》等。
唐人还模糊了吴越两地界限，将其混杂。如将吴地并入越地之中，刘长卿在诗歌《送人游越》中却言“初为吴越游”并在诗中提及吴地的梅市，显然将吴纳入越地文化圈。
张籍有诗题为《送李评事游越》但在首句便言“未习风尘事，初为吴越游”无意识的将吴地归入越。
或将越地归入吴地，唐初世人根据诗人籍贯命名了“吴中四士”文人团体，但其中的贺知章便祖籍越地会稽，可见在唐人心中越地归入吴地无伤大雅。
不管是唐人习惯性的将吴越并提亦或有意无意模糊吴越界限，两者都体现了在唐人心中“吴越”俨然成为统一的文化板块。因此，本文基于吴越自古便同气连枝以及唐人的普遍认可，将吴越视为统一的文化整体进行研究。
乐府学是一门专门之学可与诗经学、楚辞学等并驾齐驱。乐府之名始于秦朝，为掌管**的官府机构，后经汉武帝扩充乐府职能，此后乐府的概念不断扩充发展。
时至唐代乐府所包括的含义主要有三：其一，乐府泛指唐代**机构，即太常寺、教坊、梨园。其二，乐府指代唐朝**机构中所产的**作品。
其三，乐府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形式。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即为我国第一部乐府诗歌总集，除此之外部分诗人别集中也有将乐府单列一类进行收录整理，如《李白全集》将乐府单划为一类，在卷三至卷六中加以呈现。
本为以《乐府诗集》中所 收录的唐代乐府诗歌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关注诗人别集以及其它文史材料中的 乐府信息，对其从吴越文化角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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