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钧田制度实行，然而，岁月如梭，唐朝的土地制度逐渐发生变革。
到了唐朝后期，朝廷颁布了两税法，这与当时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杜甫的《兵车行》描绘了现实主义的场景，反映了百姓的重负，那么，唐朝百姓究竟肩负着怎样的赋役责任呢？
百姓的生活为何如此沉重？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唐朝的一些基本经济制度。
在唐前期，与百姓负担相关的制度包括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
首先，均田制是与赋役制度有关的，它起源于北魏，是国家对土地进行分配和管理的制度。
唐初至玄宗时期，曾三次颁布《均田令》，规定中男可分得二十亩永业田，口分田八十亩；老男、笃疾、废疾可分得口分田四十亩，以保障生计需要。
此外，僧道、女观、尼姑等也有授田资格，授予二十亩，扩大了授田对象的范围。
唐朝取消了奴婢、妇女、丁牛的授田，并增加了对工商业者、僧尼道观的授田，反映了人身依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大户人家拥有众多耕牛时，授田的数量受到限制，而土地买卖逐渐放宽。
均田制对大士地私有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确保了个体小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土地。
然而，虽然均田制实施，但授田不足，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对此学术界争论颇多。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朝文书显示，授田不足是普遍现象，各地区不平衡。
均田制实际上并非将各家土地打乱重分，而是规定丁男最高可授田百亩，不足部分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如买卖。
虽然存在不足，但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士地私有制，保障了小农户的土地权益。
至于赋役制度，唐前期主要有租庸调制，其征收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
与隋朝相比，唐朝减轻了租庸调的负担，规定每丁每年纳租石，调纳绢、丝织品或布麻。
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如不役则收庸，折绢或布作为代役。
*额外加役可免调，但加役不得超过三十天。灾情轻重可减免租庸调，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释放了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玄宗时期，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逐渐失去基础。
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开始实行两税法，租庸调制正式废止。
在唐朝，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工商业税的比重逐渐增加。
均田制的实施对大士地私有制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保障了小农户的土地权益，而租庸调制的减轻，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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