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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作为科学传播的发球员，其投身科普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更多科技工作者要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以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德高望重的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最近在反复强调的“元科普”，就是动员科学家积极投身科普，发挥专业的科普作家无法或难以发挥的作用，比如对最新科技进展的解读。
毋庸置疑，我国科学家参与科普不太积极。但所有研究都显示，中国科学家对科普事业高度认可，为何会出现这种勇于言，乏于行的现象呢？
体制障碍真的是祸首？
我们和其他科学传播学者都发现，我国科学家投身科普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到50%的科学家过去一年有过科普活动，而有过**经历的更是只有10%略多[1]。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几次针对科学家进行调研的问卷都是果壳等科普**在其科学家读者中发送的，而这一群体本身就是更支持科普的人。在这一群体中实际参与科普的比例尚且如此低，那么可以推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实际做过科普的人数比例就更低了。
和我们一样，清华大学金兼斌教授的研究也表明，科学家实际参与科普的比例较低主要是因为缺乏政策激励[2]。不仅如此，金兼斌和他的得意**、香港浸会大学的助理教授陈安繁博士的研究还发现，像西方一样，我国科学家中也普遍存在卡尔·萨根效应，即科学家不太认可同行参加科普活动[3]。卡尔·萨根是已故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天文学家，但曾因热衷科普而落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
不过在今天，很难说卡尔·萨根效应还在继续主导西方科学界了。研究表明，英美科学家仍然普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4]。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有60%以上有**联系人，绝大多数科学家同意科技人员应该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与辩论[5]。多项实证研究显示，积极与社会互动的科学家往往也能获得更好的学术表现，收获更多的引用和**[6， 7]。
英美德等国家的公立科研**，纷纷要求科研**在结题时，要体现广泛的社会影响[8]。无疑，科普工作是最能体现这种社会影响的。为了促进科技人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西方大学与科研机构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展了科研人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建设活动[9]。
遗憾的是在中国，我们还看不到这种有具体科普任务的政策要求，但国家自然科学**也越来越向这个方向看齐了。目前的科研结题中有本研究对社会影响的选填项，而9月份国家自然**委最新发布的通知，更是鼓励科研课题要做科普。笔者了解，在《科普法》修法过程中，很多修法意见也强调了将科普作为科研课题的必选项。
然而，当科普真的成了科研课题结题的必选项时，动员科学家做科普的主要障碍就清理掉了吗？未必。我和中国科普研究所王大鹏副研究员多年前进行的一次调研就表明，除了缺乏激励措施外，时间不足、不知道科普渠道以及缺乏组织支持，都是困扰科学家做科普的主要障碍[10]。试想一下，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如果科普成为科研课题结题的义务，科学家结题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涂鸦一篇报道自己课题成果的文章或新闻稿来交差。至于这个科普文发到**，有什么影响，反而不会被重视。
有组织科普的双刃剑
实际上，我们和其他学者的研究都发现，中国科学家高度支持科普的重要性或道义价值，其程度（认为科普很重要的比例在我们的几次调研中都接近或超过了95%）甚至超过了西方几次针对科技人员的大型调研。无疑，这与科普一词在中国被赋予的高度政治重要性是相关的。但有趣的是，国外多项研究（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都表明，科学家对科普的态度与他们计划从事科普的意向（一般用未来半年或一年内是否打算做各种科普活动来测量）呈正相关。而在我们对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中，两者在统计上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科普态度不能**中国科学家的科普行为
上面提到的金兼斌教授的研究，用另外的数据（也是果壳网收集的）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如上所述，他主要用缺乏激励措施来解释这种知行反差。但在我看来，中国科学传播的高度组织化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就算科学家在态度上支持科普，但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讲，是否在半年或一年内做科普，往往自己说了不算，要等组织安排。
我们用科普态度不能**科普行为意向的同一组数据发现，与本单位宣传人员的交流频率，是解释科学家过去一年中是否积极通过**途径参与过科普的主要指标[11]。在我们做的另一个调研中，科技人员做科普是为了赢得本单位领导认可的意愿，也是他们愿意与**打交道的一个**因素[12]。这些微观研究，说明不仅仅需要有宏观的政策，单位积极组织和支持科普活动也同样重要。
但是，有组织支持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吗？我们在新冠疫情早期针对科学家是否愿意积极投身新冠科普的研究却发现，越是认为自己接受过足够科普培训的科学家，越没有计划在未来三个月进行新冠科普[13]。这一发现与各国汇报的科普培训与科普意愿的正向结果（不限于新冠等应急科普）都相反。按理说，越认为自己接受过足够的科普培训，越应该积极进行科普吧？
但别忘了，中国针对科学家的科普培训还很少，也没有民间机构开展这类活动，都是体制内的科研或科普组织在开展这类培训。而越是接受过科普培训的科学家，往往越依赖组织创造科普条件，而新冠早期普遍的防疫措施让各单位很难有力量开展有组织的新冠科普。这些情况都表明，虽然我国科学家参与公共事务是高度组织依赖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组织发布命令或提供一些培训，科学家就可以大道朝天地投身科普了。
但也不能就把提供培训等组织支持想得太违和。我们另一个逆天的发现可以为“组织管理”来“洗地”。我们发现，中国的科学家们越是能觉察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有组织在干涉和管理，越会愿意与**打交道这又与我们越认为有人管着自己的嘴就越不愿意说话的常识相反。怎么回事呢？我们后来做了一些访谈，发现对于缺乏独立与**打交道能力的中国科学家而言，他们更愿意认为组织的管理是在保护自己，也有助于屏蔽各种伸手要钱做宣传的不良**。
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我们需要有一个忠实科普、支持科普的强大的组织体系。但这个体系不能光是用来管人，必须要提供服务。在我过去20年做科技记者的生涯中，与中外科研机构的新闻官打交道的感觉完全相反，国外科研机构的新闻官一门心思想着为记者服务，需要什么类型的科学家积极帮你推荐，一个科学家采访获得的信息不全面就再帮你推荐下一个；国内的则想方设法挡住记者。
于是乎，我采访国际机构的科学家时，总是会先通过新闻官。采访国内科研机构时，总会想方设法绕过新闻官。虽然我的经验是出于一名外部记者的经历，但想必科学家们更是如此。他们需要组织支持，甚至也需要组织管理，但如果组织因此主要就想着管理科学家，不想着支持科学家做科普，那么支持科学家进行科普的组织激励优势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元科普如何“元”法？
上面指出的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提示我们，需要在鼓励科研单位行动起来去支持科学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要细致地甄别个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并进而设计出既符合我国科技界强组织特征，又能有效动员个体科技人员进行参与的机制和策略。然而，是否作为科普的发球手的科学家们被动员起来了，科普效果就会大为改观呢？
不见得！我的苏大团队同事杨正博士在观察了大量基于知乎的科学家科普的案例后发现，科学家直接投身与公众互动的科普效果不一定好，因为科学家对科学权威的维护会影响他们对公众诉求的把握[15]。杨正的研究发现，在知乎上的科学家答主们会特别用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的研究显示”“昨天又做了一个实验”等等词汇，在自己或同行与没有科学背景的公众之间划上一条界限[16]。
界限里面的，是科学、是权威、是可靠的知识，圈子外面的人，不论是提问者还是其他没有科学背景的答主，是缺乏知识的，至少是缺乏专业知识的，缺乏逻辑和分析判断能力的普通公众，需要依赖或认可有科学背景的科学家答主。这也与我与其他同事早年一个针对网红科学家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我们发现，通过社交**做科普成为网红的科学家们利用社交**投身公共话语空间后，更加强调对传播过程的控制而不是与公众互动[17]。
杨正最近还分析了大量由科学家们或者曾从事科研的科普作家们写的科普著作的文本，想搞清楚在这些文本中，公众是如何被呈现的。结果不出所料，这些文本中提及的公众，都是缺乏科学知识的需要被普及的对象。这样的结果其实在国外被用多种研究方法所实锤，其结论就是为什么强调科学家去普及公众来提升公众科学知识的所谓缺失模型，虽然被科学传播学者们广泛批评，但在科普实践中仍然会发挥那么强大的作用。
不论中外，科学家们参与科普，都与我们这种科学传播学者们所希望的是与公众开展对话和交流不同，他们最大的意愿，还是来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并想当然地认为科学知识越多，对待科学的态度越积极。很不幸，实证研究已经表明这个路数不灵。比如，我们的研究就发现，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与他们接种新冠疫苗或采取低碳环保行为的意愿，都没有相关性[18， 19]。
因此，调动科学家进行元科普固然重要，但元科普到底怎么搞，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说清楚。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把科学家科普比作发球，那一传手、二传手甚至对方的接球员，在科普过程中都是需要的，只有经过若干道中转甚至反复，科普这颗球才能真正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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