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谈判
其实日方提出谈判的时间倒比较早，8月4日，苏军还没有开始大规模进攻之前，日本就向苏联提出谈判。但日本人的用意无非就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时间巩固第19师团取得的“战果”，甚至争取苏联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这一套把戏他们在中国玩了多次，屡试不爽，不过这一次却碰了个大大的钉子。苏联的态度非常强硬：谈判可以，但是边境线必须按照我的方案。这与日方的愿望差了十万八千里，自然也谈不到一起去，只不过大家都不愿扯破脸皮，因此谈判才名存实亡地继续着。
随着苏军对前线日军的压力逐渐增大，日方也逐渐有了一些不安的心理。一直在前线的朝鲜军参谋长北野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这种“专守防御”的状态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因为“(敌)依靠轰炸及远射程炮击，企图使本身不受损失，逐次消耗我战力，最后一举全力夺回张鼓峰……果真如此，则我军在限定战面内，战术及地形上又无运用兵力之良策。同时，在使第一线攻击前进时，推进山炮、压制敌炮兵，即须越境。”他的意见是，要么就把冲突扩大，与苏联打一场局部战争；要么就干脆撤出张鼓峰，避免陷入消耗。
日军大本营考虑了局势的发展，由于武汉会战当时正在进行中，各种后勤物资**都要优先提供给华中方向，因此，对在中国东北再打一场战争实在是有心无力。根据测算，当时对苏大打出手，弹药的保有量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之用，苏联又不是中国，不可能凭两三个师团就能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情况下，北野的第一方案显然不可能实施。于是，日军大本营8月5日发布第172号大陆命令，批准了关于朝鲜军撤回原驻地的命令，并派遣桥本群第一部长前往现地，负责传达。命令原文如下：一、朝鲜军司令官应将占据张鼓峰、沙草峰附近之兵力，伺机向图们江右岸地区集结，然后适时返回原驻地，对正面之“满”苏国境应严加警戒。二、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不过日军大本营中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并不认可这道命令，他们那被烧昏了的头脑里面还在梦想着又一个“九一八”在苏联出现，再不济也应该把张鼓峰变成第二个乾岔子岛。他们认为，这道命令会“使人感到精锐的第19师团是打了败仗，给与敌方过敏反应，乃至对日苏今后的政局和国际形势均有极大影响”,因此主张“此项传达不能轻易决定”。桥本群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因此他虽然到了前线，却绝口不提大本营的命令，反而极力鼓动尾高继续与苏军作战。
8月6日，苏军开始大规模进攻之后，前线局势一日紧似一日，但日军大本营内的少壮派军官却坚持己见，幻想尾高还能挫败苏军的进攻，为谈判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对第19师团的增兵要求一再满足。甚至到8月10日局势极为不妙的时候，还命令在大连附近的第104师团向珲春方向前进，以增援第19师团。充斥着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的关东军与大本营的这些少壮派军官自然是沆瀣一气，对于尾高的请求无不一一满足，同时还对8个师团进行了作战准备和调遣，向珲春方向集结以“声援”在张鼓峰作战的日军，甚至还幻想趁此机会对苏开战。不过战况的发展和现实条件的限制使他们这些疯狂的念头最终破产，日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随着前线局面一天天不利于日军，日本**越来越惶恐，反过来担心苏联借机扩大冲突，牵制日军，从而支援正在进行武汉会战的中**队。好在斯大林很清楚，苏联最主要的目标和最主要的威胁都在西面，财力物力人力都应该用在这个方向上，远东并不是关键战场，不会影响到苏联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方向上，只要把日本好好教训一顿，让它老实一点就行了，因此也随时准备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8月10日，视察张鼓峰战场的日军大本营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回到东京以后，根据战场的不利态势及惨烈状况向多田骏参谋次长等强烈提出晚撤退，只会招致无意义**。头脑发热的少壮派军官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日本**也终于放下了一直端着的架子，授权重光葵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李维诺夫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双方军队应于当地时间11日正午12时停止军事行动、双方维持目11日12时占有的控制线；
二、组织联合委员会勘定界线，苏联派出代表两名，日“满”各派代表一名；
三、双方界线应以中俄两国于2023年所签订的珲春界约及附图为依据。
日方急于停战，苏方也无意为难，双方很快以李维诺夫的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并于8月10日夜24时在莫斯科签字。
11日上午10时，苏军接到自12时起停火的命令，11时15分，火炮退弹完毕。但由于日军前线部队迟迟未接到停火的命令，日军火炮这时仍在射击。于是第39步兵军命令，从11时45分起，集中70门火炮对敌阵地实施5分钟的火炮急袭，苏军以空前未有的猛烈火力进行了炮击，按照前线士兵的描述，“火炮的轰隆声连成了一片，很难辨别出单发炮弹的声音了。”11时55分，宣布停战的第179号大陆命令终于传达到日军一线各部：应自现在起，停止与苏军在张鼓峰、沙草峰方面之战斗行动。与之同时传达的，还有早在6天前就已发布的第172号大陆命。8月11日中午12时，施特恩军长报告说：“扎奥焦尔纳亚地段前线的军事行动已告结束。”
当天20时，召开了第一次现场停战谈判会议。第二天即12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13日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中，双方就交换俘虏、战死者尸体等事项进行谈判，并决定双方从在张鼓峰的阵地上各自向后撤退80米，以脱离接触。13日傍晚，双方在张鼓峰东南部山边交换了尸体和俘虏，持续十余天的张鼓峰冲突终于告一段落。
总结与评价
张鼓峰冲突是苏联和日本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也是一场双方都觉得“意外”的冲突。苏联方面自不待言，甚至日军大本营和日本**事先都完全没有料到冲突会发展到如此规模，擅自独断专行的日军前线指挥官不但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同样也打了本国**和大本营一个错手不及。8月10日英国《秦晤士报》的评论认为，事件是由于当地日军的功名思想，以及受国内政治斗争刺激的远东苏军的虚张声势造成的。
在这次冲突中，双方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伪满洲国2023年出版的《满洲年鉴》载：张鼓峰战斗中，日军死亡158名(其中军官8名)，受伤740名(其中军官17名),*共898名。而据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记载，第19师团各部队**总数为1440人，其中死亡526人。防守张鼓峰的主力第75联队**尤其惨重，共有241人战死、467人受伤，整个联队战斗减员近50%，日军一向有缩小**数字的传统、该数字仅仅是19师团的**数字(未计入配属部队),其真实性也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伪满军也参加了战斗，但其**数字则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苏军的损失可能比日军更加惨重，苏联方面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公布这次冲突的**情况，日军在冲突结束后宣称苏军损失达4500人，此外还有96辆坦克、18门火炮和29挺机枪被击毁或缴获。根据苏联内部战斗报告，在这次冲突中牺牲408人，负伤2807人。而二战之后的研究表明，苏军的损失大于自己的在报告中统计的数字，但少于日军宣称的战果，共有717人战死、75人失踪、伤2752人，病527人，总计减员4071人。坦克的损失数量则远远少于日军宣称的战果，共有17辆坦克被击毁，76辆坦克被击伤。
在占有绝对的兵力、火力优势情况下，苏军的损失居然超过日军损失的两倍，斯大林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对苏军来说，损失如此之大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无疑是地形：张鼓峰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防守方占有很大的优势，进攻方没有选择攻击点的余地，只能沿着仅有的两条路线展开攻势，这就丧失了进攻方的优势；而苏军优势兵力在狭窄的地形上也根本无法展开，只能逐次投入战斗，也就无法对日军形成足够的压力；由于进攻地带遍布沼泽和崎岖的山路，苏军占有压倒优势的装甲部队也无从发挥突击的威力，只能作为步兵的支援**，当作移动火力点使用；张鼓峰地区由于靠近日本海，加上四面环水，湿度很大，经常大雾弥漫，使苏军优势的炮兵和轰炸机都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威力。除了这些自然条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清洗”，苏军缺乏称职指挥员的弊病在战斗中表露无疑。战斗中步兵、炮兵和坦克之间的协同组织较差，对日军防线没有采取集中兵力和火力逐个拔除的战术，而是大范围平均使用兵力和火力，即使是步兵分队的战术动作也不太熟练，很多时候完全靠士兵的勇敢和人数上的优势才能完成预定任务。同样是防守张鼓峰顶，在7月31日凌晨战斗中，1个加强连的苏军面对1个大队(相当于营)的日军仅仅坚持了不到4个小时；而8月6日夜间苏军攻占峰顶后，1个加强营的兵力面对日军1个大队，却儿乎被赶到哈桑湖中去，与此对应的是8月7日至10日的战斗中，日军防守峰顶的兵力最多时也没有超过2个大队，却击退了苏军1个团以上兵力的反复进攻。双方军队的战术素养差异在这一仗中体现无遗。
8月31日，苏军总军事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张鼓峰事件进行总结。得出了如下结论：“1、哈桑湖战斗行动不仅是对直接参战部队，而且也是对远东方面军所有部队动员能力和战斗准备程度的一次全面检查；2、这次事件暴露出远东方面军存在的极大不足……暴露出远东战区对战争的准备不够。正是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问题，是我军在这场规模相对不大的冲突中牺牲 408人，负伤2807人……”既然远东战区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当然就要追查原因。斯大林和梅赫里斯自然不会承认是“大清洗”造成了如此后果，早就被列在清洗名单上的布柳赫尔元帅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会后，元帅被解除了远东方面军司令职务，方面军也随之解散，取而代之的是2个特别集团军，分别负责滨海地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地区防务。尽管找了替罪羊，但斯大林心里还是很清楚真正的问题所在。9月，梅赫里斯专程赶到远东参加第1集团军党代会，并作了报告。报告中说：“要稳定指挥人员和政治委员的情绪，要使每个连、营、团的指挥人员放心，让他们毫无顾虑地进行工作。”从2023年最后几个月开始，远东的“大清洗”有所缓和，使部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训练，从滨海地区到赤塔的苏军战斗力都有了一定提高，这也就为一年以后的诺门坎之战的胜利打好了基础。
张鼓峰事件之后，日军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对苏军以火力为主体，优势的步炮兵协同作战，得出了许多教训。但由于苏军在这一仗表现出来的战术素养差、作战能力弱，日军很多人认为这一次战斗苏军完全是靠兵力和火力的优势才获得成功。这些人认为，如果在一个更适于运用大部队的地方，日方投入更多兵力并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进行交战的话，就可以击败苏军，这种狂妄的思想在关东军中间尤其有市场，于是，从张鼓峰冲突结束的那一刻起，就有人开始谋划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冲突。对于一手挑起张鼓峰事件的尾高龟藏，按说无论哪个国家对这种公然违反上级命令擅自行动，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后又腆着脸找上级帮忙解决的军人都会严惩不贷，但日本军队就是这么与众不同。作为直接责任人的尾高龟藏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同年11月还被调往中国华北，担任新成立的第12军首任司令官。死守张鼓峰的第75联队长佐藤幸德也步步高升，最后担任第31师团长。
冲突结束之后，苏日双方在谈判桌上继续较量，但却始终没有多少进展，精疲力尽的日军按照停战协议从前线撤退，苏军则趁机进占，从而在事实上控制了自己想要控制的地段。日军为避免苏军的进一步渗透，也为了便于防守，干脆将水流峰以南的图门江东岸划为军事禁区，把这一区域内的居民全部强行迁走。
对于这次日俄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苏联方面在公开宣传上把它表述为一次“光荣的胜利”,宣称“苏联军队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和远东边境的不可摧毁性”，并为此颁发了大量勋章。虽然从战后结果来看，苏联占领了此前一直想要占领的地段，似乎确实取得了胜利，但在内部，斯大林显然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应该说在这次冲突中苏联只是获得了一场“惨胜”。日军在战术上完成了守住高地的任务，但在战略上使自己陷入空前困难的境地。苏军首先在战略上孤立了战场上的日军，然后通过一系列战术失利成功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并最终迫使对手放弃了这些防御阵地。
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并不太大但却影响深远。苏军开始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改进自己的军事工作，日军则进一步低估了苏军战斗力，可以说，张鼓峰冲突揭开了诺门坎冲突的序幕，也是日军走向灭亡的开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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