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在经济繁荣之后，都出现过商人资金财富的大量积聚和农民被抛离土地的现象。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用重农政策，一方面打击商人势力一方面将农民安置在土地上。
秦汉对农业的重视，在制度上制定了对发展农业有关政策，保障了农业有一个良好发展的环境。
秦统一天下，结束了数百年的战乱时代，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农民得以安身立命，故“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社会生产秩序基本趋于争正常。
秦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全国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秦始皇二十八年亲巡天下，亥柘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全国自上而下重视农业，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秦始皇为提倡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始皇二十七年即下令对全国民众“赐爵一级”，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
秦始皇三十一年，**规定“使黔首自实田”，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并加以保护，这对稳定人心、农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秦朝在重农政策的促进下出现过“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的局面。
秦朝农业政策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是李斯。秦始皇灭六国后，丞相李斯是继商鞅变法以来又一位“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推行与贯彻者。
他重视农业提出：“今天下己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将“上农除末”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向全国公开宣布。
西汉仍然建立封建**集权国家，汉承秦制，但是西汉的“重农”的出发点己经从“农战”转为“安天下”。
汉高祖刘邦为了尽快恢**展社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以巩固西汉政权，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
汉初，陆贾写出《新语》１２篇，此书率先提出了重农、崇俭及轻繇薄赋三大经济政策，奠定了西汉前期“无为而治”统治思想的基础，对发展西汉的经济，促进西汉的社会稳定起了作用。
惠帝大体上仍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继续刘邦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惠帝二年萧何死，曹参继任相国。
曹参信奉“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术“举事无所变更”，一律按汉初制定的不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行事，因而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繁荣。
西汉社会经济在文帝印位后获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他继承了先秦时期以农为本的思想，实行轻傜薄赋、劝课农桑政策文帝颁布重农诏书，宣传农业的重要性。
而且，恢复了停止己久天子籍田典礼以示对于农业的重视。文帝二年正月，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眹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文帝时，贾谊的政策建议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贾谊极为重视农业生产屡次向文帝上呈的奏疏中，发展农业生产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汉文帝于二年诏开籍田等举措，即是采纳了贾谊建议。
他十分强调国家贮备粮食的重要性，他指出积蓄成为国家安危的决定条件。但是，他认为汉王朝建立近４０年来，无论国家还是民间都没有积蓄多少粮食，这原因归之于“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和“淫侈之俗，日月以长”。
他建议当政者采取，能加速农业的发展。文帝鼓励农业生产，采取了刺激农业发展的实际措施。如减轻田租，嘉奖农家，举孝弟力田者，蠲免其徭役。
继文帝而即位的景帝，把农业生产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把劝课农桑作为朝政第一要务晁错在文帝和景帝执政期间任官。
他强调了农业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他看到当时“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也。尊农夫，农夫已贫贱也”情况。
认为国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己经行不通了，必须加以调整，以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因此，他提出了“贵粟政策”。实行这项政策的原则是“使民以粟为赏罚”。具体作法就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即人们可以用粮食来买官，可以用粮食来赎罪。
国家的粮食多了，可以减轻租赋；商人要向农民买粮食，粮价也会提高，使得人们对于农业不断重视，农业的地位自然就提高。
武帝时期，由于地主和官僚的压迫，广大农民的生活却日益贫困，两个阶级之间出现了对立。
在这种局势下，董仲舒在政治、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一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二是“古井田法虽难实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三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即禁止主人随意擅杀奴隶。四是制“度制”，调均贫富。
五、禁止官吏经营工商业与民“争利”，“盐铁皆归于民”武帝用董仲舒“限民名田”之说，乃封丞相为富民侯。
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至成、哀时，不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相差更加悬殊，且由此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和农民起义的风暴也行将来临。
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哀帝即位，师丹辅政，重提限田主张。对于师丹的提议，哀帝表示同意，他说：“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
至于具体的限额，当时的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主张：“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
但由于遭到外戚、贵族的反对而未实行。哀帝限田政策流产之后，土地兼并之害愈演愈烈。
王莽改制后提出王田制。王莽对秦汉的农业生产状况是极为不满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抨击上，而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又在于土地制度的败坏，所以王莽把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土地方案的更新上。
他在诏令中这样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总之，王田制的实质是取消土地私有制，让国家重新占有全部土地，在此基础上仿行古代田制实行土地的是有限作用。
然而，取消土地私有制造成了很多地主阶级反对，这使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国四年颁令停止王田制的实施。
西汉末年的战乱，新莽时期经济政策的失败，东汉初年社会很不安定，百姓赋役负担沉重，流民、饥民、刑徒遍野。光武帝注意澄清吏治，安辑百姓稳定社会秩序。
光武帝为了维持农业生产的稳定，除了颁布惠农政策之外，还实行了农业管理和农业从事者有关措施。
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并且光武帝把注意力放到豪强、商人兼并土地的问题上，采取了“度田”政策。
度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受了阻力，地方豪强和**纷纷相互勾结、瞒上欺下，出现了“度田”统计的数字不实的情况。为此，光武帝对于度田不实的官吏，采取了严厉的罚戒措施。
如建武十五年（３９年），欧阳歙因在汝南太守任职内度田不实而下狱死；建武十六年（４年），“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光武帝为了增加农业从事者，几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在东汉初年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桓谭的主张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他曾向光武帝呈递《陈时政疏》，其中指出：“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业。”
这里的本末概念，仍是战国时期对农业和工商业提法的沿用明帝、章帝年间，基本上都“尊奉建武制度”，继续推行重农政策，多次颁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诏令，鼓励督促农民安心劳作。
明帝永平三年（６０年春正月诏曰：“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蟊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
此外，统治者实行假民公田、贷民种粮、均徭简赋、安返流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永平九年（６６年）四月，“诏郡国以公田赐贫民各有差”。永平十三年（７０年）夏四月诏：“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永平十八年（７５年）夏四月诏：“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己。
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和帝、安帝时期是东汉政局的动荡时期，但统治者仍不断颁发有关农业的诏令来扶持农业生产。
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政局混乱，外戚与宦官相互倾轧、交替把持朝政，政治黑暗、吏治腐畋，社会动荡不安，豪强地主不断兼并土地，致使大批农民摩为奴婢，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崔宴是东汉末年社会政治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东汉时期的农业状况，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拟定了相应的对策。
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他不仅在经济论著中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且在为官任职内且还推行务农政策。
在当五原太守时，当地人民不懂得种麻织布，冬天里只能躲在草堆中取暖，崔宴到任后，用自己的积蓄制作纺织工具，还教民种麻织布 ， 于是，“民得以免寒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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