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北宋的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和徽宗赵佶五代皇帝，同时包括后来的南宋高宗赵构对他追赠为“太师”和孝宗赵昚时对他追谥“文忠”等，他在不同的皇帝执政期间有着截然不同人生经历和地位评价，共同串起了他才华横溢、乐观豁达而又坎坷跌宕的一生，让后人为之推崇和叹息不已。
仁义宽厚的宋仁宗，是千古仁义第一皇帝，他知人善用，在位时文武忠良名臣层出不穷，主政时国家安定太平，四海雍熙，八荒平静，经济文化繁荣，人才辈出、群星闪耀 ，宋仁宗时期是整个北宋最好的时代，史称“嘉祐之治”
苏轼有幸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2023年1月8日）出生在四川眉山一个富足的家庭，此时正值仁宗治下的鼎盛时期。苏轼自幼生活在“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的家教环境中，在虽无功名却才华横溢父亲苏洵的严厉教导下，饱读诗书、快意成长。
宋仁宗嘉祐二年（2023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进京参加科考（这一年的科考被誉为“千年科考第一榜”），在礼部会试中，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刑赏忠厚之至论》何其文也？窥其全貌，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与宋仁宗的仁政实践不无二致。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堪称佳作：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在后来仁宗皇帝亲自监考的殿试中，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高中进士，一时名声大噪，被誉为“三苏进京名动京城”。正当苏轼大展拳脚之际，家乡传来噩耗，母亲程夫人去世。按照礼制，苏轼兄弟回家为母守孝三年。
宋仁宗嘉佑六年（2023年），苏轼居丧期满，和父亲、弟弟再次进京，并参加了制科考试，该考试是当时朝廷选举人才最高规格的考试，由皇帝钦点。苏轼《进策》、《进论》和《御试制科策》等文章，系统提出了各自的革新主张。苏轼入三等、苏辙入四等（一等二等都是虚设），为宋朝开国百年第一。宋仁宗看过苏轼、苏辙文章高兴不已，跟曹皇后说“吾为子孙得两太平宰相矣！”随后宋仁宗为了历练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
苏轼在凤翔府三年任职期间，不负众望，他体察民情，治理水灾，减轻赋税，振兴茶酒，改革衙前役，查决囚犯、赈济灾荒，他主张治国要先定计划而后实施，为百姓请谏，增加百姓收入，苏轼在凤翔作出了为民办实事的突出政绩和勤政爱民的情怀，被誉为“苏贤良”。凤翔让苏轼从胸怀“致君尧舜”理想的书生完成了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蜕变，是其政治生涯做官任职的第一站，也是其文学创作的新起点，相继创作出《凤翔八景》《石鼓歌》《太白山早期游记》《王维吴道子画》《王维武道记》等诗词130余首，另有“三记一论”《凤鸣驿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思治论》等著作问世。
嘉祐八年（1063），苏轼在凤翔期间写就《思治论》，文中指出了仁宗嘉祐时期的弊政，尤其针对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三患”，提出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改革举措，“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改革决心和“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的改革思想等。从《思治论》中，我们足以看出苏轼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可惜此文，宋仁宗已经没有机会读到，因为这一年的3月间宋仁宗驾崩。宋仁宗没有来得及重用苏轼，年轻的苏轼也没有得到宋仁宗期许的高度。
仁宗皇帝与苏轼最后一次交集就是仁宗皇帝的皇陵修建需要钟南山的木材，“编木筏竹，东下渭河”之任务则直接由凤翔府签判苏轼负责。可偏偏陕西遭逢大旱，渭河干涸，木筏难以运输，“千夫挽一木，十步**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苏轼在诗中记述了其中的困难。大概是仁宗皇帝地下有知吧，不忍心让给苏轼出过多的考验，百日之后苏轼借着秋雨解决了难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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