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公共教育改革中，校長和教師發展經歷了乙個從去專業化到新專業化的過程。改革之初，校長和教師的能力建設並不在整體的議事日程之中。
校長和教師經常成為改革者批判的物件，認為他們是「失敗」的教育系統的主要責任人，是教育改革的阻力。
改革者認為正是以往的教師專業化運動使得教學成為教師的「神秘花園」，任何人都無法干預教學過程，專業主義意味著教師自治，意味著教師只關注自我利益，從而導致了學校教育的低績效。
有研究者大聲疾呼，現在到了對專業教育者和大多數有組織的教師工會置之不理的時候了，他們應該對英國公立學校現在的狀況負責。
因此，2023年代中期前的改革主要致力於讓教師和校長遠離專業化發展道路，但這種策略並未顯現出任何成效。
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學校的改進並不會因為機制的改變而自動發生，直至90年代末，校長和教師的能力建設才成為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教師的激勵和發展方面，經歷了80年代中期去專業化改革的失敗後，2023年保守黨**改變了過去由國家通過與教師工會談判決定教師工資水平的方式。
新設了學校教師評審組織，這個組織作為乙個獨立機構負責對教師薪金水平提供建議。2023年開始正式實行與學校績效相關的工資制度。
自2023年開始，學校教師的薪金水平決定至少要參照以下四個績效指標：
學校考試成績的進步程度，學校出席率的改進，良好的學校財務管理，學校在教育評審辦公室的視導結果中取得的進步。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教師激勵，更多運用的是一種施壓的方法。
一直到2023年代後期新工黨執政後，人們開始重新認識教師在改革中的作用，力圖重新設計教學專業發展計畫。
正如教育部在2023年的乙份報告中所說的那樣：「21世紀的成功關鍵在於擁有乙個雄心勃勃、面向未來、視野開闊的教學事業，在這裡成功可以被認可，並能夠得到回報。」
在新的教師專業發展框架中，主要涉及四個方面的變革：
第一，將教師視為改革中的積極力量，使之成為新的專業人員。早期的專業化著重強調教學領域的專業性，其目的是為了改變教師的專業地位、收入狀況和工作條件，而新的改革強調與教學相關的知識、技能和教學過程的發展，因此，改革加強了教師專業培訓的力度。2023年設立了教學專業委員會，其職能是代表教學專業人員發言和改進教學評價。
第二，建立與績效相關的教師薪資體系。2023年教育部在乙份題為「面對變革挑戰的教師」的報告中，設計了乙個與績效相關的薪資體系。
認為通過提高教師的薪資待遇可以進一步激發高質量的課堂教學。在這個體系中，新入職的教師在完成了第乙個5年任期後，需要提交乙份自我評價報告，證明自己達到了所規定的8個方面的績效標準，如果能夠通過這個「門檻」，便可以高階到乙個更高的薪資等級，每年可以額外獲得3000英鎊的收入。教師的績效分數由學校治理組織根據校長的建議評定。有意思的是，這樣的乙個系統是由6個私立機構設計並實施的。
第三，教學工作的去規制，從而允許非教學人員承擔課堂活動。
2023年英國教育和技能部的報告指出，教師職業面臨著工作負擔重，和教師短缺的困境。
乙份題為《教師工作負擔研究》的報告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小學和中學校長每週平均工作時間分別為58.9小時和60.9小時。
小學和中學普通任課教師的周平均工作時間為52.8小時和51.3小時，高於絕大多數其他行業。
此後，教育和技能部開始考慮建立一種更具彈性的工作制度，採用彈性工時制度，將任課教師的責任分擔給其他工作人員，幫助教師管理課堂和輔助教學。
並且開啟了更多獲得教師資格證書的路徑，如在國家專業標準中增加了高階教學助理的崗位。
第四，將簽訂合同的權力下放到學校層面。這意味著學校開始擁有人事權，可以根據績效聘用教師，使教師聘用機制與學校所面臨的不斷變化的外部挑戰相協調。
在校長領導力發展方面，改革賦予學校更大的預算和人事權，也進一步挑戰著學校管理者的領導能力，但對管理者領導力開發之重要性的認識明顯滯後於改革的程序。
直到進入21世紀後，國家才陸續開發出針對學校管理者專業能力發展的專案。2023年，國家學校領導力學院成立。
該學院負責研製了乙個國家層面的學校管理者培訓和發展框架，這個框架涉及學校領導力的開發和研究以及學校領導者職業生涯的發展和支援等方面內容。
2023年開始實施的「來自中層的領導」專案，則是以發展學校中層管理者的領導力技能為目標的專業發展培訓。
從2023年開始，教育部要求所有初任校長的人員都必須在第乙個四年的任期中取得國家校長專業資格證書。
另有乙個「在職校長領導力專案」可以為有經驗的校長提供了解和研究自己的領導力如何影響學校績效的機會。
公共教育系統制度安排的上述變革，使得平衡***地方教育當局和學校之間的合作關係的槓桿發生了變化，三者之間的權力結構、責任關係也因此重塑。
首先，**的控制力顯著加強。
引入英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由**控制的、強制性的國家課程，使教學內容的控制權從學校教師手中轉交到國家層面，統一的國家課程使教育質量更具可控性和可比性。
這被認為是「為自由交易奠定的共同基礎」。強化國家統一考試的強度和影響力，在提高教育質量的透明度、讓家長和學生方便地獲得可比較的學業成績測量結果的同時。
也成為國家層面績效問責機制的一部分。建立從***直接獲得資助的直接撥款學校，在賦予學校自我管理權的同時，削弱了地方教育當局的控制權。
學校資助局、教育標準辦公室等直接向**負責的全國性組織承擔起對學校的規劃和評價的責任，則是***通過撥款和評價加強對學校教育輸入一輸出控制的關鍵。
這些措施都在相當程度上增強了***在教育事務上的干預力和發言權。
2023年的《學校自我管理***明確了**在公共教育方面的角色定位，**有提供服務和承擔學校自身不能實施的職能和其他**機構不能更好替代其實施的職能，並且明確說明**的「作為」行為必須與教育服務的有效行為相聯絡。
*角色的變化，一方面源於英國**將教育質量和績效的提高作為增強其在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也因為它是制衡學校自我管理和市場力量的重要槓桿。
其次，地方教育當局管理權的持續分化和弱化。
地方教育當局曾經是英國公共教育體系中最強有力的市政機構。
2023年前，英國的所有學校由120多個地方教育當局運營，地方教育當局對學校具有「絕對的控制權。」
80年代中期後一系列法案、政策的出台，以及英國地方**執行程式的改變，都對地方教育當局的權力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儘管目前英國的大多數學校仍然在地方教育當局的管轄之下，但隨著***教育控制力的加強，預算和人事權等這些原來把持在地方教育當局層面的權力轉移到學校層面。
以及隨著教育服務事務的私有化和學校治理組織中家長、工商業代表的加入而逐漸壯大的市場力量的介入。
地方教育當局的權力和影響力已無法與改革前的狀況同日而語，它已轉變為協調服務機構。
具體而言，地方教育當局管理權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地方教育當局權力的弱化。在新的學校經費下撥框架下，地方當局要將他們所有收到的教育經費的85%(後來增長到90%以上)直接轉撥給學校。
不多於15%的經費用來向區域內學校提供共同服務，如，教育心理諮詢、視導、為問題學生設立地方性特殊機構等。他們根據不同需要調整學校經費的靈活性大為減小。
第二，地方教育當局權力的分化。直接撥款學校的選擇退出，預算和人事權的劃歸學校，在實質上是試圖建立這樣一種機制。
即當且僅當學校有需要時才有必要按照成本購買核心服務。這使得有時地方教育當局必須和其他機構或私人公司平等地參與學校投標，並簽訂服務合同。
才能提供原來由他們唯一負責並直接提供的服務。在90年代末，教育標準辦公室開始履行其督導地方教育當局工作的職責後。
一些帶有批判性的督導報告被發布，導致了***對地方教育當局工作的進一步干預，私營部門承接教育服務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也更加普遍。
在2023年《學校自我管理***發布後，地方教育當局的職能被削弱為規劃學校場地提供、協調學校網路，提供非強制性支援服務和特殊教育需要。
分配和監督預算和績效標準。教育從乙個最昂貴的、最受尊重的地方**的服務之一，轉變為地方教育當局的乙個協調職能。
這意味著地方教育當局必須與其他行為人合作，這些行為人有著不同的甚至衝突的利益。
此外，學校自我管理機構和執行機制的確立，英國的地方學校傳統上擁有較大的獨立性，校長在學校管理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由於沒有統一的國家課程，學科和課程的選擇權主要掌握在學校管理者和教師層面。為了回應家長、社群和地方教育當局參與學校管理的呼聲。
*建議每個學校成立學校治理組織，現在學校治理組織成為家長代表和社群代表佔大多數席位、且擁有學校法定管理權的機構。
與開放入學帶來的維持學校生存和發展的責任的增大相適應，學校也進一步被賦予更大的自我管理權。
2023年教育改革法案》中有關地方管理學校的規定，將原來由地方教育當局掌管的經費，根據乙個賦予權重的人均經費計算公式。
依學校招生人數的多少下撥至學校。學校治理組織擁有了更大的預算權，同時也承擔了更大的管理責任，需要通過自我改進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從而吸引更多的學生。
學校甚至可以經家長投票程式，選擇脫離地方教育當局的管控。在人事管理方面，教師聘用和績效評價的主導權也從地方教育當局下移到學校層面。
學校有了更為靈活的人事聘用權。在學校外部服務的提供方面，學校具有決定是否購買服務以及向哪個參與服務提供競爭的個人或機構購買的權力。
地方教育當局只是其中的備選提供者之一。有研究者認為，地方管理學校政策確立了地方教育當局如何「為學校提供最佳服務的機制。」
最後，市場力量的介入也改變了教育格局。
市場力量的介入是2023年代中期以後開始的公共教育重建的重大突破。
信奉新自由主義的保守黨將市場力量和準市場機制作為**公共部門機構臃腫、服務質量低下和官僚習氣的良方加以廣泛運用。
公共教育系統也不例外。為使英國的學校教育系統更加注重績效、更有效率和對消費者的需求更具回應性，**通過頒布和實施了一系列法案和***在公共教育系統中引入了市場力量。
地方管理學校這一安排的引入使學校掌握資金使用權，因此學校必須學會怎樣成為精明的服務購買者。
教育服務的強制性競爭提供機制，打破了地方教育當局在教育服務提供方面的壟斷，這些服務必須通過公開競標的方式決定由誰提供。
這就為私營提供者敞開了大門，出價最低且質量最高的競拍者才能成為服務的提供者，並且其提供服務的過程受合同的約束。而競爭與簽約合同制恰恰是私營部門擅長的執行規則。
教育標準辦公室的成立，進一步將學校視導行為私有化，任何有資質的評價團體都可以通過競爭獲得委託而成為學校評價者。
城市技術學院的治理機構中則突破性地以工商業人士代表為主導力量，同時採用工商業的運營模式來管理學校。
家長擇校以及隨學生流動的撥款安排，使私立學校在招收學生時也可以得到與公立學校同等的經費支援。**甚至委託私立機構協助起草教師薪資計畫。
儘管自2023年新工黨執政後一些被認為過度私有化的安排被取消了，但仍舊強調良好的公立、私立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及私營部門實踐模式在公共部門的運用。
就總體趨勢而言，市場力量在公共教育系統的介入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並且已經成為英國公共教育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其介人的深人程度也呈現日益增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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