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质量关系到孩子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义务教育阶段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其科学教育理念和行动理性最终指向子女的美好未来和教育生态的平衡。进入“双减”育人新时代，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的教育焦虑成为当下社会的重要议题。
在急迫的社会阶层流动诉求中，教育焦虑的气氛已在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群体中逐渐弥漫，越来越多的家长个体加入子女教育竞争，部分家长的教育焦虑和不安情绪已嵌入子女教育实践之中。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社会矛盾与冲突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之一。社会分层的结构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前提，这是社会群体是否能融入和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的体现。
现阶段阶层再生产机制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固化趋势，各阶层家庭根据资源占有和身份权威完成结构分层，维持和强化各阶层家庭的阶级地位与身份权威，精英阶层利用所主控的阶层优势并实现代际传递，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社会分层实质上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分配和得失，是优势阶层对底层群体的资源、权力和财富的排斥。作为促使阶层流动的重要动力，教育在资源分配和阶层优势的代际传递关涉到每个阶层主体的利益得失。
社会各阶层通过关注和强化子女的学业质量，介入学校教育活动，完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隐性传递，力图在稳固该阶层的经济财富和社会资源中维持阶层地位和优势不受外来威胁。
在排除我国城市化导致的结构性流动以后，我国的代际流动是下降的，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和不稳定强化了各社会群体的阶层固化焦虑。教育作为实现阶层流动和传递的途径，各阶层家庭的教育成本和投资比例逐渐扩大，由此引发的焦虑不安情绪部分直接转移到子女的教育上。
持有经过刻意蓄谋的文凭，是获得经济领域霸权地位的前提条件。”学校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促使子女通过优秀的学业成就兑换重点学校“入场券”，学校通过考试机制颁发具有象征功能的学历证书和就业凭证，学生得以进入不同学校，学业等级转换为阶层地位。
在家校合作中，优势阶层家长通过资本优势自发参与教育活动，助力子女的教育获得老师和学校的青睐，子女获得的学业成就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维持社会地位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家长参与所带来的优势被拉鲁称为“家庭优势”。
底层家长群体同样寄希望于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诉求，但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客观限制，其子女在学业发展上处于劣势，向上流动的道路将面临更多阻碍。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诉求和中产阶层避免向下滑坡的担忧强化教育竞争和焦虑的同时，社会各阶层通过隐蔽的方式完成内部阶层特征和地位传递。
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划分，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处于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均信奉“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能否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成为了我国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的普遍隐忧。
在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作用下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为了鉴别地位和能力高低的标准，职业教育被“污名化”严重，进入职校就读的学生常被认为是“不学好”的人，为避免子女被职校分流，家长们考虑的是“不输在起跑线上”，提前抓好孩子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
柯林斯在《文凭社会》提到，社会群体利用优势获得文凭，各个职业得到进一步划分，文凭在衡量人的知识储备时也凸显了个体的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普遍认可的高学历凭证成为了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群体的共识。
在教育分流的竞争拐点下，社会各阶层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继承性特征凸显，阶层与后代之间的代际效应传递加强，中产阶层家长群体在“不甘落后”的同时又“相互攀比”孩子的学业成绩高低和升学择校方向，教育焦虑状态与阶层优势不稳的忧心不断相互交织，显著或潜在地加剧家长的紧张不安和敏感焦虑情绪。
相对于最底阶层麻木不仁的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管理，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的易变、不安分。”中产阶层家庭普遍在受教育程度上更高，职业和工作收入也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拥有良好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
他们在对未来美好生活期盼的同时，又充满了随时可能产生地位危机的焦虑，他们作为精英在与社会弱势阶层的比较中获得满足感的同时，他们也深知相比上层阶级，自身权力、财富等利于阶层稳固和上升的关键性条件不足，带来的地位具有不稳定性和确定性。
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理促使他们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子女的教育和未来发展成为他们要“精心呵护”的对象，通过全面而精心的培养方式辅助子女的学业和家庭教育，家庭良好学习氛围的烘托下，中上阶层以良好的知识素养储备对子女的行为惯习，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进行熏陶。
在家校合作的参与和沟通中，与教师实现有效沟通的同时，积极参与学校教育活动，中上阶层在与教师有类似职业背景甚至比教师有更高社会声望的前提下，能以同理心和自信心对教师教学质量和学校活动进行审判，建立相对于其他阶层更亲密的合作关系。
中上阶层在频繁参与学校活动的前提下，保证子女能够在学校教育中良好获益，占据更多教育资源优势，促成优势资源和能力的累积效应。中上阶层的家庭有的主张尊重子女的教育意愿。
也有部分对子女学习异常严格，交际圈子里其他孩子的优秀标签都“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在从众和攀比心理的作用下，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和活动参与严格把关，在家庭教育中更凸显**性和权威性。
对比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模式，新时代的中产阶层家庭更加注重科学养育观念，在家庭氛围中营造浓厚的文化气息，通过阅读书籍和科学教育咨询，训练子女阅读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寻求更多优质的教育策略提升孩子的竞争力的同时，不放弃给孩子辅以学科类培训，实现对子女的优质教育培养。
社会弱势阶层的话语文化是被精英阶层所建构的，相比于中上阶层，其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本是匮乏和缺位的，一方面在教育投入上，学校教育作为底层群体实现阶层流动渴望的重要途径，底层家庭的经济投入只限于学校教育基本费用。
无论是从文化熏陶，行为惯习培养等方面都与精英阶层处于不均衡状态，底层家庭子女只有通过自身的学业成就实现与他人同一赛道竞争的机会。
正是由于社会各阶层资源、利益缺乏有效整合，部分底层家庭的子女缺乏向上流动的资本，不得不面对过早流入劳动力市场接受社会训练的尴尬，失去谋得与其他阶层子女竞争的机会，“寒门难以出贵子”“读书无用论”一时间成为社会讨论的热议话题。
读书改变命运”对于底层家庭来说，既是长期性、高风险的教育投资行为，又是改变父辈底层命运的美好希望，底层家长群体深知文凭和学历的重要作用，对初中分流所带来的“教育危机”忧心忡忡，但囿于自身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匮乏，滋生了底层家庭的教育无助感和焦虑情绪。
另一方面在家校参与上，与中产阶层相比，底层家庭表现为“先赋性”优势的缺乏和后天性“发育”不足。在教育筛选机制下，底层家长群体既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又在家庭背景和氛围下精致型符码的熏陶和体悟累积不足，只能以“自然”的教养方式与中产阶层的教育竞争，面对更多习得性困难和无助。
底层家长群体在观念上坚定认可“读书改变命运”论，寄希望子女通过优异的学业成绩实现阶层升迁，但在教育行动和实践中主动逃避子女教育参与，客观上受自身职业和文化素养水平局限，在家校沟通时其不安全感和局促感体现尤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高而对具有“文化人”标签的教师抱有敬畏和依赖。
而中上阶层在家校互动合作中更积极主动参与各类学校活动，与教师达成孩子学业、表现等各方面的协商与交流，尤其是教育辅导上寻求教师帮助，子女的交流自信和沟通技能得到耳濡目染。
与中上阶层敢于质疑教师权威和教育理念的行为不同，底层家庭将教育外包给学校，被动“顺从”教师和学校安排，且局限于所处阶层的眼界和学识，难以在教师交流活动中达到有效参与。
他们不从事教育干预和质疑活动，更多是通过家庭教育传输和教导子女“听话”和“顺从”，获得教师和学校的认同，但也常被误以为“不负责任”。
由此，底层家长在子女的学校教育中处于被动地位，与学校教育的隔阂和距离加深，缺乏实现自身诉求的合理表达、为子女的学业成绩争得合理优势。
在社会差序格局下，底层家庭对教师和学校信任和依赖加强，这是对文化、知识认同的延续，同时也是对教师作为良好知识教育引路人的情感肯定和认可。这种踏实本分的心态和默默无闻的关注使得底层家长缺乏与教师和学校建构有效诉求渠道的机会和优势。
为生活奔波的底层家长认为“好工作”就意味着高收入和高地位，相比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是“丢面子”的工作，“好工作”执念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他们寄希望于子女通过教育获得良好的社会经济地位。
基于这种观念，底层家长将“考大学”“好工作”作为子女学习的目标，但由此带来的子女学业成绩“掉队”隐忧和难以实现向上流动的焦虑情绪在底层家庭中弥漫。
结语
减负政策在缓解家长的部分教育焦虑的同时，滋生和催化了家长的隐性焦虑，不同社会阶层家长为了实现向上流动的诉求或代际优势传递卷入教育竞争和博弈中。传统固化的教育焦虑和新型焦虑“症结”叠加作用下，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的教育焦虑逐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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