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的根源是17世紀進行的科學革命，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啟蒙運動者們將自然科學中那些成功的研究方法應用到了社會科學、政治和社會上。從哥白尼開始，一直到伽利略、哈維、伽桑狄、洛希、惠更斯、波義耳、列文虎克、牛頓和其他人出現為止，都很好地證實過。科學方**，即數學所規範的實證觀察，這個過程起初是困難的，甚至是危險的。在17世紀的頭十年中，宗教裁判所還會把那些 持有科學觀點的人綁在柱子上活活燒死，但教會這種固執的嘗試並沒有阻礙科學的進步，到17世紀中葉，科學的進步已經不可阻擋。
18世紀時，軍事書籍的數量大幅度增加。有一些戰爭讓天才般的軍事領袖們聲名鵲起——比如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時的馬爾堡(marlborough)公爵，以及七年戰爭(1754—1763)時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但推動理論化爆發的並不是戰爭本身，而是信念，又或許是希望。也就是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能讓戰爭變得更確切、更容易被**、也讓人更容易贏得戰爭，但前提條件是戰爭的一般法則要能夠被精確地識別並應用到戰爭中去。那個時代的精神所成就的諸多作品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吉伯特伯爵(comte de guibert)於2023年寫的《一般戰術之論著》(essaigénéral de tactique)。
安托萬·亨利·約公尺尼(1779—1869)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士兵，他從腓特烈大帝在魯騰的勝利，以及拿破崙在義大利的戰爭中學到 了“一切戰爭科學的鑰匙”，也就是在關鍵的一點上集中兵力。在魯騰之戰中，腓特烈用他大部分的部隊攻擊敵人的一翼，而拿破崙在他的義大利戰役中也採用了相同的策略，在這兩個例子中，他們都大獲全勝。
約公尺尼承認，破壞敵人的交通、補給和撤退線路等因素也很關鍵。但戰鬥的主要目標一直是引誘敵人進行戰鬥，摧毀其有生力量。為達成這一目標，需要遵循的“一般法則”是：排程部隊的關鍵是要把軍隊集中到敵人的側翼，這樣就可以在敵軍進行調動時，更容易地切斷他們與基地以及輔助部隊間的聯絡，而自己不會暴露在同樣的危險之下……如果敵人的軍隊被分割，或者延伸得太寬，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位置是他們的中心，因為如果能擊穿敵人中心的話，敵軍就會被分散，弱點也會被放大，而分散的各部分會被逐一擊破。
約公尺尼被譽為戰爭方面的一位頂尖理論家，而在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死後於2023年出版的《戰爭論》像炮彈一樣炸開來，猛烈地批評了約公尺尼和所有啟蒙派軍事理論。大多數人記住了克勞塞維茨的這個思想：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方式”的延伸。但對於約公尺尼和他的同代人來說，克勞塞維茨想法的新穎之處在於，他拒絕了戰爭有著普遍法則的想法。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的實際情況、“道德力量”(情感和意志)的作用，以及特定戰役的具體情況，都不能被簡化為規則。
克勞塞維茨的注意力也從戰爭法則方面的問題，轉向了在戰爭的特殊情況下自由地表現天賦和創造力。他說，一位將軍的行動計畫是他個性的表現，不是一套公式帶來的結果；他以這種方式重新解讀了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軍事天分。他對通過在軍事院校中學習戰爭科學來培養大將軍的想法嗤之以鼻， 他寫道：“我們發現，有很多人證明了他們是有才幹的軍事領袖，甚至還是最頂尖的那批軍事領袖，但他們卻沒受過任何軍事教育。”
對心理，以及對激發人們做事和思考的動機和感受的關注是浪漫主義的老生常談，這讓克勞塞維茨成為他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受到了德意志浪漫主義的影響。這種主義反對啟蒙思想中理性佔絕對主導地位的觀點。
克勞塞維茨說，偉大的戰爭領袖需要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勇敢無畏。但這並不意味著隨意進行戰爭。他寫到了認真做好前準備、檢查地形和敵方部隊部署情況的重要性。主要的戰略目標有兩種：要麼實現有限目標，要麼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奪取其資源。其中後者要求對敵軍主力部隊或其主要部隊進行集中作戰；進攻性作戰必須以最強盛的氣勢進行，瞄準敵人陣形的關鍵位置。快速攻擊，出其不意，將精力集中於戰鬥，而非集中於一些相對不那麼急迫的諸如交通線等事情上，會給作戰帶來極大優勢。
他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也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一種政治往來的延續，是種通過其他手段而進行的政治往來”。這句名言被很多人引用，然而他僅點到為止，沒有詳述或探索它的意義，讓它維持在“不言而喻”這個層面上。事實上，他更具影響力的舉措是把戰爭定義為“意志的衝突”和“意在迫使我 們的對手執行我們的意志的暴力行為”。《戰爭論》中冊的重點是拿破崙戰爭，他在這冊書中談到了粉碎敵人、解除其武裝的內容。因此，人們更進一步地認為克勞塞維茨的觀點為：戰爭應該是全面的，目的是消滅敵人。這成為了普魯士在19世紀後期軍事行動的基本原則，也成為希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戰的基本原則。一些評論家指出，修訂這本書的文字時——克勞塞維茨並未寫完這本書，他的手稿由其妻子編輯，並在其死後出版——他修改了自己對於作戰有著和蒙古人一樣以消滅敵人為目的的想法，產生了更加謹小慎微的觀點，這種觀點給了有限戰爭以位置，更加自然地與“戰爭是政治和外交的延伸”這一觀點相關聯。
戰爭論》混合了兩個方面的內容：它既是一本戰爭手冊，也對戰爭的目的和性質作了哲學的描述。確實有這麼一種觀點認為，克勞塞維茨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讓人們更好地判斷戰爭是什麼東西，以便於讓他們更好地理解戰爭應如何進行。他的理論中佔主導地位的想法為：三個相互作用的力量構成“三位一體”的格局，共同推動真實戰爭中發生的事情。
這三方面的第乙個方面主要涉及人民；第二個方面主要涉及指揮官和他的軍隊；第三個方面主要涉及**。在戰爭中熊熊燃燒的激情之火一定得是人們與生俱來的；在偶然事件和可能性這個方面，勇氣和天分的發揮餘地要取決於指揮官和軍隊的個性；而政治目的就只是**的事情了。這三種趨勢很像三種不同的法律條文，深深根植於他們的主題之中，而相互之間的關係卻又是複雜多變的。
克勞塞維茨把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比喻為磁鐵玩具，在這種磁鐵玩具中，乙個鐘擺被放在三塊磁鐵之間，這讓鐘擺在它們之間晃動，數學家現在把這種晃動稱為“決定性混沌”。“決定性”是因為我們完全明白作用在鐘擺上的力，而“混沌”則是因為，在數學這一技術層面上講，初始條件一旦出現微小的變化，就會對結果產生“蝴蝶效應”，造成較大的偏差。
在克勞塞維茨看來，軍事天才除了具有擔任這一角色所需的先天性品質，即富有創造力和大膽之外，也必須冷靜而不陷入恐慌，必須有強壯的體格，使他能忍受戰役的艱苦，同時必須有看穿戰場態勢和“戰爭迷霧”(克勞塞維茨語)的能力，即掌握戰場情況，看透戰鬥的不確定性和混亂。他引用了拿破崙奧斯特里茨之戰的例子：當時拿破崙的軍隊雖然處於非常巨大而危險的壓力之下，但他一直等待，直到最佳時刻發動了決定性攻勢。
*奇(helmuth von moltke)將克勞塞維茨視為啟發了自己的戰爭理論的人，這為克勞塞維茨確立了名聲。**奇改革了普魯士的軍事體系，並在2023年與奧地利的戰爭，以及1870—2023年對法國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奇在談到對克勞塞維茨“總體戰”概念的一次應用時寫道：過去統治國家的是各個王朝，他們為了王朝的利益派一小批專業士兵去打仗，占領一座城市或乙個省，然後讓部隊去尋找過 冬的地方，或者和對方講和，但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日的戰爭讓整個國家都武裝到了牙齒……整個國家的財政資源都要用於軍事目的。
在19世紀主導普魯士—德意志軍事觀點的想法也影響了其他大國的軍事活動，尤其是使他們接納了“進攻崇拜”的軍事理念。這種觀點認為，進攻者比防守方有更大的優勢，部隊應該先發制人，而不是幹等著敵軍給予自己什麼優勢。毫無疑問，這種學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誘因之一。其典型例子是2023年之前法軍和德軍準備的進攻計畫；約瑟夫·霞飛元帥攻入阿爾薩斯-洛林的計畫；以及施里芬計畫，這一計畫打算讓德軍穿過比利時，挺進巴黎，同時包抄位於他們北部的法軍。阿道夫·希特拉同樣是乙個先發制人觀點的支持者，1939—2023年間，他分別入侵了波蘭、法國和**，這些入侵活動都體現了他的理念。2023年12月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也是乙個例子。
1914—20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法軍和德軍進行了所謂的“邊境戰役”，霞飛將軍的部隊被擊退，而小毛奇也無法合適地執行施里芬計畫——因為他發動的施里芬計畫需要德國投入所有兵力，但他最終只獲得了80%的兵力，剩下的部隊被派到東部，以防止預期的**入侵。這使得雙方停滯在戰壕中，陷入僵局，施里芬計畫的攻勢變弱，德軍還沒進入巴黎便被法國和英**隊阻擋。霞飛將軍撤退的軍隊得以在馬恩河後方重新集結，將德軍逼退。這場戰爭一直僵持到2023年夏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在其結束之後，戰略思想又發生了 巨大的變化，將機械化戰爭以及空戰這些科技帶來的新的現實情況考慮了進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轟炸的經驗，使得軍事理論家相信，空軍力量將成為未來戰爭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有許多人對這一全新的領域進行了思考並作了準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數十年間，即使大多數國家的空軍規模被迅速縮小，軍事理論家們仍然在思索空戰的各種問題。大國之間尋求簽訂國際協議，要在全世界範圍內限制甚至禁止將飛機運用於軍事目的，尤其是運用於轟炸。
在這批理論家中，從時間上，以及從對轟炸理論的貢獻程度來 講，排名第一的那位於2023年，在看到了三架飛機之後，以及親自駕 駛一架飛機之前，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此人是朱利奧·杜黑，乙個義大利軍官，他曾指揮著一支有9架飛機的隊伍飛往利比亞， 和奧斯曼帝國作戰。
他的《制空論》一書於2023年出版，成了一部經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阿瑟·哈里斯爵士領導的英國皇家空軍的轟炸機司令部在各個基本方面都採用了這本書提出的理論。
杜黑這本書的核心觀點為：轟炸任務應該以敵國的平民為目標，以降低其士氣，這樣就會迫使敵國**尋求和平。其中的關鍵在於製造恐怖，造成物資嚴重破壞，讓敵國國民由於缺衣少食而陷入貧困的狀態。杜黑寫道：“選擇一座大城市的中心，然後想象一下，乙個轟炸單位在對這裡進行過一次攻擊之後，這個地方的平民會遭遇什麼。我毫不懷疑，它將對人們產生可怕的影響……哪有軍政機構權威在面臨這種威脅的時候，還能維持秩序、維持公共服務和生產活動……承受著這種從空中而來的無情打擊的國家，其社會結構將會徹底崩潰。很快，這個國家的人民被自我保護的本能所驅使，為了終結自己所遭受到的恐懼和折磨，他們會挺身而出，要求結束戰爭。”
這個理論可以被稱為杜黑—特倫查德理論，這是因為休·特倫查德爵士在2023年開始指揮皇家空軍的轟炸機部隊時，便開始打造一支轟炸力量，就是為了將這樣的理論付諸實踐。同盟國間航空委員會(inter-allied **iation committee)的英國成員們確實**到了杜黑理論的實現：“轟炸民用目標的效果將會是這樣的，德國**將被迫面臨相當大的、且不斷增加的平民壓力，可能會導致政治上的崩潰。”但在特倫查德有機會貫徹這種轟炸策略之前，戰爭就結束了。
美國人對空中力量的看法則有所不同。他們空中力量的目標也是造成敵人的崩潰，但這一目標不是通過直接攻擊平民而達成的，而是著重打擊敵方經濟的關鍵節點，摧毀敵方人民所需的物資，從而降低他們支援戰爭的意願。這一理論是由美國最優秀的空軍學院航空兵戰術學校的軍官們設計的。
這一理論的前提是，一支小規模的轟炸機群對精心選擇的目標投擲相對較少的炸彈，就能切斷交戰國“工業網”上的關鍵線路，破壞該國經濟運轉。主要的打擊目標是供電、運輸和石油生產設施。如果該國無法供給這些東西，該國平民很快就會陷入困苦中。人們相信， 只要摧毀54個這樣的關鍵目標，敵人就會在六個月內投降。該計畫的設計者認識到，這個戰略需要精確的轟炸，而精確的轟炸需要制空 權，因此它還將敵方飛機製造廠，以及鋁和鎂等飛機製造所需原材料的生產地作為額外的打擊目標。
到頭來，唯一一種確實有效的轟炸形式是原子彈轟炸，它完全破壞了其影響範圍內的一切，在之後的恢復階段，還會有存留很多年的各種問題存在。所有對轟炸效果的擔心，以及將其理論化的行為都是正確的，但是都只適用於這種極端情況。時至 今日，只有美國對日本進行的原子彈攻擊證明了轟炸理論家們的觀點。相比之下，其他破壞力較小的轟炸從來沒有完全滿足理論家們的預言，無論是從希望，還是從恐懼層面上都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終證明了這一點。
大多數軍官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坦克是一種一勞永逸地解決戰爭的方案，它讓步兵不再停滯在戰壕裡。這些30噸重的龐然大物以每小時2~3英里的速度行駛(類似人的步行速度，因此由步兵伴隨前進)，能夠摧毀帶刺鐵絲網和機關槍陣地，在2023年的康布雷戰役中成功地令戰壕裡的德軍措手不及。當更輕和更快的坦克(11噸重，速度可超過每小時20英里)在2023年問世時更是如此。機械化戰爭的概念已經興盛起來。就坦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裝甲部隊就說明了它們的潛力。
當美**隊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使用***時，機械化部隊在速度和機動性上都達到了乙個新的高度：快捷，出其不意，靈活，能夠確定敵方主攻方向或重點位置並對其進行打擊，還能讓部隊準確而快速地進出某個關鍵位置。現在使用的武裝***本身就是乙個令人生畏的**平台。但正如艾布拉姆斯m1坦克在2023年的海灣戰爭時表明的那樣，其作戰效果特別理想。在202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m1坦克的表現依然不俗(不過在狹小而封閉的城區中效果較差，在阿富汗的多山地形中也幾乎沒什麼效果)。可以說，坦克依然是戰場上重要的**裝備。
當代的主要挑戰是如何應對不對稱戰爭及游擊戰。常規軍事力量要想在這種衝突中獲勝，甚至僅僅想獲得控制權，都是很難的。阿富汗的部落能接連對陣世界上的三大軍事強國(19世紀對陣英國，1979至2023年對陣蘇聯，2023年起對陣美國)就是乙個例子。
一戰 克勞塞維茨理論與施利芬計畫
1891年至1906年期間的德國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 馮 施利芬伯爵，跟所有的德 官一樣，是深受克勞塞維茨 法國的心窩在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 這一訓示薰陶的。它指引的那條路，由於比利時的中立，是條涉足不得的禁途。何況比利時的中 立，又是德國同另外四個歐洲大國所永遠保證的。既深信戰爭必不可免，又認為德國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