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佛道儒三教鼎立的时期，唐代统治者通过三教并重的策略，使三教之间相互制约，以此将三教完全纳入世俗政权的掌控之下。
此时佛教开宗立派、鼎盛繁荣，道教也在统治者的扶持下进入鼎盛阶段，大量女性奉教更是成为一大特点，女性群体也由此划分为世俗女性和宗教女性。
在宗教女性中有一特殊群体值得关注，她们是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出家女性，这些女性需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取得出家身份。取得身份的出家女性活跃于唐代的社会生活中，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的出家女性主要由尼僧和女冠两个群体构成，她们出家受家庭影响。出家后，为家人祈福、参与家庭事务、出家不离家。
与此同时，世俗家人亦念念不忘出家女性，表现为本家出家女祈福，给予生活上的关照，参与其丧葬等，双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影响出家女与世俗家庭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伦理、世俗政权，以及宗教观念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中华文化多元互补的特点，从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便得以展现。
自两晋至隋唐，中华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佛教和道教文化同时并存的形态，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文化间相互补充、不断融通的基本格局。
在唐代，三教为了促进自身的发展和传播，都意识到在观念和思想上需要相互吸收与借鉴，所以也显现出积极融汇他教精华与思想的趋势。
儒、释、道三教在思想上所产生的进一步合流的趋势，也成为了唐代三教共同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唐代女性身上则体现为即遵奉礼法又尊崇宗教，礼法和宗教都成了女性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同时女性出家也成为一时之潮流。
唐代的出家女性主要指佛教的尼僧和道教的女冠，本文中所指的出家女即是指尼僧和女冠。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唐代的出家女仍旧与世俗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
她们虽然是出家人，却在出家后并未完全脱离世俗，同时扮演着出家女和在家女两种角色。
生活在寺观中的出家女除了进行宗教活动外，与家人的联系也是她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她们这些出世者与世俗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一部分。
而本文中涉及到的两个问题，一是出家女与世俗家庭之间宗教信仰的影响，在唐代，许多出家女的宗教信仰就是受家庭的影响，同样的出家女也会反过来影响她们的家人；
二是出家女与世俗家庭的关系，与家人的联系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体现了她们如何在出世和世俗者中寻求平衡，与家人的互相帮助更是她们深入世俗社会的最大体现，但同时也反映出出家女与家人的密切关系。
这体现了出家女处于出世和入世的矛盾融合的状态，她们一方面被要求远离家人，但一方面又被要求不能忘记家人，这种矛盾融合即构成了唐代出家女的出家特性，她们既出家却又在家。
唐代是宗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佛教开始中国化，道教体系也渐趋完善，三教鼎立局面形成。儒佛道三家相互吸纳与融合，佛教和道教吸收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两教的传播。
唐代佛教因其渐趋世俗化和本土化被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接受和认可，道教亦因唐代统治者的尊崇与扶持，席卷起一股道教热潮而形成一定的规模。
受此影响，唐代女性出家人数激增，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出家女群体。因此在论述出家女与世俗家庭的关系这一问题前，需将唐代的出家女群体进行划分，依照信奉宗教的不同将唐代出家女划分为尼僧和女冠两大类别。
尼僧用以指代佛教出家女，即包括比丘尼、式叉尼和沙弥尼。唐代女性想要获得出家人的身份需费一番功夫，在达到年龄后尚需征得家人同意方可出家。
同时需要获得度牒才能成为朝廷所认可的合法出家人，否则会被视为伪僧。唐代佛教兴盛，尼僧众多，单玄宗之时就多达五万余人。
尼僧的出家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大一部分尼僧出家就是受家庭的影响，她们或是因家人信佛在耳濡目染之下亦信仰佛教，又或是因家庭变故而将出家作为摆脱困境的一种方式。
尼僧的出家很大程度受到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家族世代信奉佛教或是家中长辈信仰佛教，都会给尼僧带来巨大的影响。唐代女性受传统闺范的束缚，活动范围有限，主要的生活空间是家中。
她们的活动范围决定了她们所接触的主要是家人，其中尤以与父母的接触最多，因而受家庭的影响最大。
加之唐代大家族聚居的家庭模式，祖父祖母作为家中的长辈，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很大，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对家中的小辈产生很大的影响。
女性在出家前对佛教的认知多是通过家庭，她们出家也需要家庭成员的认可，家庭在她们出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女冠”即女道士，又被称作“女官”，是道教的女性神职人员，文中即以女冠来指代道教女性出家者。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尊称即用来称呼道士也可以被用作称呼女冠，例如“真人”、“炼师”、“仙师”等。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在道教各派中十分活跃，但直到唐代才具有性别化的身份，成为与僧、尼、道士并称的一种宗教群体。
女冠与尼僧一样，也要获得度牒方才获准出家成为女冠。由于唐代道教走上层路线，从人数上看“女冠”跟“尼僧”相比数量较少，但大量女冠入道也是深受家庭的影响。
女冠不同于尼僧，她们在此前并未作为一个性别化群体存在，她们只是女性宗教修炼者，属于道士群体中的一类。
只有到了唐代，在皇室扶持道教、道教传统的整合和其宫观制度的最终建立及性别关系模式转变的背景下，女道士才崛起为具有其自己的独特身份、性别化的宗教和社会群体。
女冠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唐代崛起得益于道教由于与唐皇室的特殊关系，李唐皇室将其祖先追溯至老子，老子被认为是道教的开创者使得道教徒在唐代受到特殊优待。
随着李唐皇室逐渐对道教产生兴趣，道教转化为皇室信仰得列为国教，且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道教的官方地位排在佛教之上。
太宗李世民就曾下《令道士在僧前诏》说佛教是外方之教，中华之教反而在佛教之后令其十分担心，因而下诏要求“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玄宗还在“开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隶宗正寺”，以道士和女冠隶属于宗正寺即可见其对道教徒的优待。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在唐代道教完成了派系整合并完善了整个道教体系。
通过与皇室合作，道教具备多项特权，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律令，形成了自己的戒度制度，并建立了成熟的宫观制度和明确的等级法位制度。也正是在唐代，女冠的独立修行制度才正式确立。
在唐代，要成为道士需受经戒法箓。所谓经戒法箓即修道者需奉三洞真经，受戒及佩戴法箓。道教将经典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三部，修习的真 经不同在授经时的也科仪不同。
受戒则是要求道士必须遵循宗教纪律，是规范道士道德修养和行为的教规。法箓则是一种写有天官名讳和职司的符书，道教认为法箓可以起到驱使神祇、降服妖魔的作用。因此要成道士则必要受经戒法箓。
通过试经考试后则要举行出家授度仪式，首先礼拜三师，听讲其出家因缘，再是告别父母，礼拜君王和自家祖先，然后经由度师脱去俗衣，穿上道教服饰，传授初真戒条，自此完成后方可称为道门**。
在唐代道教被奉为国教，统治者也对道教予以大力支持，受此影响道教信徒的人数大为增多，因此在唐代社会中形成了一股崇道风气。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道教活动也成为唐代的家庭宗教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并在家庭中广泛传播。居于家中的女性也在家人的影响下道教产生浓厚的兴趣而选择入道，又或是因遭家庭变故选择入道以追求另类人生。
出家为女冠并不意味着要远离家人。道教与佛教不同的是，其出家修行制度在唐代前并未建立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修道女性大多是在家修行，直到唐代才由官府明确出家女冠必须于道观中修行。
因而唐代以前的女冠与家人的关系就很密切。虽唐代要求女冠需在观中修行，但此一时期的女冠入道受家人影响，在出家后仍旧与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因而居家修行的情况仍旧存在，这种密切的联系也更可以理解为何女冠选择终于家中。
在唐代，出家人需要离开家中去往特定的宗教场所居住，比丘和比丘尼要去往寺庙，道士和女冠则需居于宫观。
为方便管理，唐代皇帝曾多次下诏要求 天下道士女冠入住宫观，不得住于家中。道教律条也要求修行者需居住于宫观，认为女冠作为出家人应当“与俗既别，置观立舍，并不得与俗人及家口寄住”。
根据道教戒律可见是明确要求出家人不得与俗人及家人住在一起。从史料中所见的唐代数量如此之多的女冠可见，大量女性出家修行与唐代女性出家修行制度的日益成熟和普及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论是佛教出家者和道教出家者，修行地方无外乎两种，一是入寺庙或道观，一则在家或在外修行，唐代女冠亦是如此。
尤其是其道教的女性修行制度在唐代前并未建立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修道女性大多是在家修行，直到唐代才由官府明确出家女冠必须于道观中修行。
虽就资料上看，唐代女冠于观中修行，且亡于道观中的事例较多，但还是可见有一部分女冠会居于家中，或是终于家中。
唐代道教的女性修行制度业已成熟，女性可以选择在道观中集中居住，集体修行。在当时官府的强制要求下，女冠也必须居于道观中修行。
但出现如此多的女冠住于家中，既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束缚，同样也是女性的自觉。女冠不愿摆脱自己的家庭身份，她们选择依旧与世俗家庭保持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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