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董元奔（江蘇宿遷）
戰國後期的秦國，特別是昭襄王時期、莊襄王時期（之前的孝文王即位不久即卒予以忽略）和秦王嬴政親政前的數十年中，秦國採取連橫策略，逐漸蠶食各國領土，並吞併巴蜀二國，做足了統一天下的準備工作。西元前238年嬴政親政後，統一六國的戰爭遂如火如荼的展開，十多年後，也就是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無論是《史記》還是《資治通鑑》這樣的正史在描述秦始皇統一六國這段歷史時，都以鄙夷和批判的語氣寫道：秦統一六國，嬴政自稱始皇帝，其如意算盤是達到「二世，三世，以致無窮矣。」後世正史批判秦始皇，都是從他所謂殘暴的角度出發的，諸如苛政、修築長城等等。苛政是專權的衍生物，專權也就是高度**集權正是本文要談的；至於修築長城我認為當然是必要的，這是防範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必要，這種必要性直到明末都沒有過時。對秦始皇的全面批判主要是漢代所為，漢代從自身取代秦帝國的合法性出發，當然會不遺餘力的批判秦始皇和秦帝國的制度，而漢代存在了四百年，於是秦始皇的形象就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固定下來了。其實，漢代實行的制度又何嘗不是借鑑秦帝國制度的呢？特別是秦帝國的核心制度**集權制在漢代得到充分發展，此後歷代封建王朝都在加強這一制度！我們在想到秦始皇築長城等所謂猛於虎的苛政的同時，是否想到，秦始皇是中國古代繼堯舜禹之後的劃時代的明君呢？——當然，我說的明君，其特徵是**遠矚的巨集闊眼光、知人善任的領導藝術、當機立斷的施政手段等等，這些，秦始皇都是具備的。當然，論事要抓重點，這裡，我只從秦始皇所創立的君主**的**集權制度來評說秦始皇。
一、秦的**集權制的開明性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作為天子的周王幾乎成為乙個小諸侯國的國君，各個諸侯國的國君爭相稱霸，走馬燈似的在中國大地上輪番做主。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裡，無論是齊桓公、晉文公，還是楚莊王、越王勾踐，說到底，他們都是奴隸主意識很強的國君，他們的爭霸戰爭對於歷史來說基本上是無益的，因而有所謂「春秋無義戰」之說，他們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就是爭奪更多的奴隸和財產。可以說，在英雄還沒有出現的時代，他們如同螻蟻在低階的物慾世界裡廝殺著。
秦國是這些諸侯國中的乙個，但是，由於在春秋五霸時期它還相對落後，它便在跟更加弱小的西戎爭鬥的過程中逐漸壯大自己，後來更走了一條變法圖強的道路。變法圖強，根源就是它希望通過犧牲上層奴隸主階級的一部分特權來擴大統治基礎，並通過一定程度的放寬對被統治階級的人身禁錮來提振被統治階級的生產積極性和參軍積極性，從而換得對東方各個強國的優勢。雖然秦國的變法是仿效魏國和吳國的，但是秦國商鞅變法遠比魏吳兩國來的徹底，特別是它的三公九卿的設立和郡縣制的廣泛實行，基本上廢除了**官吏和地方首長的世襲制，開闢了人才成長的廣闊天地，這是帶有較為濃厚色彩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制度。從此，秦國逐漸從奴隸主階級後期極其殘暴的**主義國家轉變為一定程度上的封建地主階級**集權制國家。
秦的**集權制，既不是早先的分封制的**形式，也不是更古的堯舜禹時代傳說中的民主形式。雖然皇帝的權力是無上的，但是根據秦帝國的**集權制，皇帝也是有人有機構進行監督制約的。其一，秦帝國早在商鞅變法時期就制定了「凡事皆有法式」的秦法，經過上百年傳承，統一天下後，舉國上下皆有遵守法制的風氣，執法之嚴也是歷史所罕見的，即便是始皇帝本人也不能隨心所欲的脫離法律而自行決定一切。其二，秦帝國**權力系統中設有專門的監察機構——御史大夫府，其地位幾乎與丞相相當，享有監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實際政務監督權。其三，秦帝國有公議制度，也就是朝臣議事制度，大的政事由三公九卿公議，公議之後報給由皇帝定奪，皇帝不可能無緣無故的否決公議結果，這有點像今天的民主集中制。雖然，秦始皇後期取消了公議制度，但是那是在公議制度存在復辟分封制傾向的時代背景下所採取的維護新的政治文明的措施，這不僅進一步說明了公議制度一度興盛的歷史事實，也進一步說明了秦始皇政治理想的先進性。
二、秦的**集權制的時代性
秦所創立的**集權制最大程度的吸收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上階層的利益需求，最大程度的體現了當時時代的內在需求。
五百多年的裂土分治，妨礙了同一文明根基的華夏民族的內部交流，廣大人民群眾要求統一的呼聲越來越高漲，正因為如此，分治才帶來了連綿不斷的兼併戰爭。秦帝國的統一戰爭適應了這種「分久必合」的時代認識和時代需求。但是，試圖統一中國的諸侯國不僅僅只是秦國，各個諸侯國特別是像楚國那樣的一些大國都有這種理想，怎樣打敗這些大國是擺在秦國統治者面前的現實課題。秦國統治者採取以相對削弱最高統治者權利，擴大統治基礎的**集權取代最高統治者權力無限的舊的**主義，這一制度不僅沒有破壞華夏民族從來就有的深厚的「尚一」的哲學理念，而且完善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尚一」觀在政治體制中的運用手段。此外，諸侯分治時期鬆散的帶有上下級「真空地帶」的「尚一」形式被新型的**集權制的緊密化的「尚一」形式所取代，是「尚一」哲學思想在政治文明領域的歷史性跨越，符合當時時代要求一國實現巨大發展以統一天下的政治需要。
秦的**集權制還不僅僅限於高階權力機構，它作為模式被貫徹到國家機構的各個層級，貫徹到各個層級的各種政治生活中去，中低層人們因而也能夠深刻體會到**集權制帶來的思想解放的好處，這種好處就是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釋放，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在秦統一前不僅強化了秦國政治的凝聚力，也給秦**事實力的擴張帶來了便利，統一後則保證了天下局面的穩定，匈奴侵略勢力也被逐出。
在各個諸侯國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和中下層人民深受舊的**主義壓迫的時代背景下，秦國的新型**集權制還像曙光一樣吸引著各國的優秀分子奔向秦國，各個國家的人才逐漸被掏空，秦國的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這種曙光還瓦解了各**人的戰鬥意志，使秦始皇統一六國的速度呈現勻加速態勢，五百年的分治在十幾年間就被終結了。
正因為秦始皇的**集權制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我們不能說是秦始皇主動削弱自己的權力，這實在是時代的壓力迫使秦始皇選擇了代表時代先進方向的政治理想。
三、秦的**集權制的過渡性
秦的**集權制相對弱化了天子的權力，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團結最大多數人的作用，但是，隨著這種體制的演化，皇權越來越受到弱化，分領了一部分皇權的貴族越來越崇尚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生活，渴望自己能夠脫離皇帝的約束成為稱霸一方的諸侯，秦始皇正是在這種緊急關頭廢除了**集權制中的包括公議制度在內的一些制度，以強有力的手段推行包括郡縣制、小農經濟、各類社會生活大一統等等的封建地主階級文明。秦始皇的這一魄力是無與倫比的，只有雄才大略者才可以做到。
然而，廢除公議制度，秦始皇的權力得到加強了，但是極端**主義傾向自然也在秦始皇身上顯現出來，秦始皇在全國大肆宣揚他的豐功偉績，製造天下對他的無上崇拜，可以這麼說，秦始皇在成功的遏制了秦帝國貴族分封制復辟趨勢之際，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覆闢了舊的**主義，秦始皇沒有把握好地主階級**集權制與奴隸主階級**主義之間的界限，呈現出政治生活領域常有的忽左忽右的態勢。
當然，即便秦始皇當時能夠認識自己的不足之處，他也是難以改正的。堅持新型**集權制，貴族們就有復辟的念頭，剛剛實現統一的國家將會重新陷入**；而過分強化天子的權力，將會直接危害貴族們已經得到的利益，使皇帝自己樹立了更多的敵人，國家也將不安定。正在秦始皇走著高蹺、努力尋求平衡方案的時候，剛剛五十歲的他突然病死了。
秦始皇死後，隨著統治階級內部對**集權制度的抵制和原六國貴族的瘋狂反撲，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集權制逐漸被迷戀奴隸制的貴族思潮所取代，終於爆發了農民戰爭，——農民戰爭的口號就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其實就是要復辟舊的分封制，陳勝建立的政權叫做「張楚」，即為楚國等被秦國滅亡了國家復仇，也是要回到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秦帝國滅亡後，項羽分封諸侯，正是復辟分封制思想達到頂峰的標誌。想到這些，我們就不難理解項羽逆時代而行終致失敗的緣故了，也就能理解秦始皇實行包括公議制在內的全面的地主階級**的**集權制度的複雜性和反覆性。
秦國以相對先進的地主階級**集權制一舉摧毀了整個中國的奴隸制，卻最終又因為**集權制的難以很有效的堅持而自取滅亡，這是秦始皇本人的悲劇，我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秦始皇是中國古代先於項羽的第乙個大悲劇英雄。然而，秦始皇本人的悲劇卻成就了歷史的進步，不僅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歷史的巨大進步，而且他的地主階級**的**集權制的先進性又最終成為漢文帝、漢武帝廢除分封制的的原因和動力，中國歷史最終在漢武帝時實現了大一統的封建**集權制，秦始皇的理想終於實現了，雖然漢代包括漢武帝時期很少有人說過什麼秦始皇的好話。
當然，在漢武帝的**集權制中，皇帝的權力是建立在儒家大一統的思想基礎上的，表面上皇權不大，實質上皇權是比秦始皇大得多的。秦始皇有過「焚書坑儒」的舉動，其行為本身是為了毀滅六國各種社會思想和思潮，在全國樹立以秦國法家思想為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想，但是，他沒有實現。短暫的秦帝國總的來說還處於春秋戰國以來的多元化的文化衝突中。經過西漢前期接近一百年的繼續努力，漢武帝實現了全社會一元化的文化整合，這不僅直接強化了皇權，也為今後繼續強化皇權提供了社會思想基礎。以後皇權逐漸加強，宋朝時，皇帝直接掌握全**隊，以丞相為核心的六部制**權力系統的實際權力越來越小，監察系統和言官系統的權力也越來越小；到明清時，丞相等朝廷百官都已經淪為皇帝的奴才，皇權已經演化成新**主義了，說它是新**主義，是與秦代以前的奴隸制**主義相比較而言的。
縱觀歷史長河，秦始皇相對開明的**集權制是在反對奴隸主分封制和奴隸主**主義的基礎上誕生的，在時間上介於周朝奴隸主**主義和漢武帝時期成熟的封建皇權**主義之間的一種政治形態，帶有過渡性。在本質上，它不僅比奴隸主**主義文明，也比宋代以後的封建皇權**主義更文明。雖然這種制度在中國古代只是短暫實行了乙個時期，但是它畢竟是時代的產物，它有其存在的歷史條件和客觀理由，而它的消失也是因為它完成了歷史使命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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